为了某种观念而抬出一位劣迹斑斑的文人与一位扬佛性、慈悲性的仿古心态的诗人的作品用以充当他的提线木偶在我看来是荒唐可笑的。
民间相传，中国一位贵为国母的老女人十分向往能够体验一下坐一坐洋人汽车的感受，于是群臣众议：那哪儿行呀？怎好让一洋奴才与我们的老佛爷平起平坐呢？后来就下令要求司机跪下来开车，终因无法操作而不得不放弃了感受洋汽车的美梦。政治革新古今中外先例不绝，后继无数，政绩累累有目共睹，无须我给谁显摆知识罗列一二，当然我也未必有能言之有序的本领这也是事实，再者感觉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事上不应该是我这类人所为而并非是对史学研究有所不敬。以此相推，假设要罗列文化改革名目的话也非本人所长，搞半天搞不出什么名堂的话还不如自供自己不学无术要好一些。中国出了个大红学家名为周汝昌者，在他的家乡他是一个值得称耀的族人，建有记念馆堂之类的房子，里面存放着他一辈子的心血--累累红学硕果，曹老先生如果地下有知的话看到这番景象不知会不会感觉奇怪：乖乖，怎么感觉比我当年写故事时还要用力呢？红学家本人也用一幅字来表明自己一生的追求：为红学而生，辛苦一辈子！（大至如此）死有重于泰山与轻与鸿毛之分的，为红学而生死在轻与重的哪一刻度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去吧，我的观点不好说出，若是遇好事者怀包一堆的各式名头来加以指责：你跟本就不懂红楼！岂不是自找难题。
连几周岁的娃娃仿佛我的女儿者，都能学着漂亮姐姐的动作、腔调跟妈妈讲话，不知可否证明模仿实属人类的天性？还有类人猿的直立行走是为环境所迫是否属实？便是直立行走算不上革新的话，虽然它也是在行走的基础上新出的花样，但文明时代汽车火车之类的超现实的东东的的确确是由一次次革新才得以体现其完美的，既而又引出了潮流、时尚之类的词汇用于形容文化习俗的变革，可见模仿与革新本身就是件值得发挥的好事儿。
自打胡适开创白话为诗之先河以来，又以白话诗一直在做的各种变脸来看，正是现代诗之丰富的缘由所在，无论魏晋，各流各派都为现代诗的演变与进步作出了各自的切实的贡献，只有那些争吵而起的口水会慢慢的词尽而干，曲尽而意未明。
本着凡是可触动我们心灵与耳目的皆为高尚之物的原则，人们愿意倾心而为加以效仿，并试图中途加以革新，成败则由自然而定，不近国人远古，不斥外族人的禀赋饱满，量力而为，明目而行，而自觉天宽地阔，大美不可言，始信这样一句给予自由呼吸的美言：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不正是大多数人的向往与期待吗？
诗人，守得住心灵也就守得住诗歌，徒使以语言、族使（一切民族之使命之类的说话）为杆而上者显尽滑稽之色。如果说谢冰心老人毫无创新性的模仿并没有给她的诗歌带来美誉的话，我想那杨键的佛性、慈悲性的信古心态所带给他的美名是值得可疑的。他的名篇《冬日》中对于小羊的由物及人的慈悲显得过于幼稚与平庸，甚至还远远赶不上刚刚自缢而亡的诗人周建歧的那首《铁板烧鹅》更给人以震惊与悲悯。因为民间并只是存在于山间草场，民间更存在在人类生存的各个角落。
（补充一句：说到改革，我想起让人联想到日本，说到影响与模仿我也想让人联想到日本以及汉唐之古国，多不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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