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个与众不同一点的、坚硬的中年人。皮肤细致得看不到一颗毛孔，但也有岁月的划刻与松弛的迹象，但由于白皙，五官弱化到像被PS过。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白底红五星帽，一直没摘，我也就没见到坊间唏嘘感叹的头发稀疏的头顶，钻出帽子的一缕鬓发和下巴的短须都有零星的白，也无意中增添他的刚硬，这是个看上去毫无攻击性的人，甚至有点孩子似的不经事的纯洁特质。
崔健这20年，《一无所有》是觉悟的起点，他本人又成为时代的器官。人到中年，他依然用音乐反映时代命题，坚持真实的原创，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多元，信奉身体的力量，也用哲学的方式去坚持自我，他说：“哲学提供的是开始，是出发，接下来就是挑战，而结果是无限。”
当他开始谈论那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生活的强大的无形之物时，才表现得如同一个“更有力量的老头”，他时时流露思辨色彩和坚硬气质，就像个哲学家……
植被丰富的石景山游乐园，在某些角落已提前进入了深秋。午后，秋日的阵雨，间或地发生在这处西山南麓的自然之隅。这座始建于1986年的远离闹市的大型国有游乐园，在20 多年都市巨变中，完好保留着种种属于80年代鲜艳、斑驳、巨大的游艺机械与水泥城堡，似乎欲要存放京城人在此处的所有记忆。
已入中年的崔健站立在一群60、70、80年代人的面前，某些被凝固的记忆便如同浸没在显影剂中的底片缓缓地显现出了永远不变的音容笑貌，崔健与这座恒定的游乐园一并，成为了拍摄现场不同时代的人难得的共通体验。
同样也是在1986年，他首唱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不是我不明白》。之后，便是中国摇滚从轰轰烈烈再到表达失语的20年，如同大众媒体后来的评论：崔健先前的音乐，成了人们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记忆渡口。
这个当年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的发问者，已然成为当年大部分人脑海中一段挥之不去、或长或短的光阴链条，只是这一链条在今日又延展向了何方?
或许，正如同眼下石景山乐园所处的这个共时多变的季节本身—并无人真的知晓那些被喻为“时代参照体系”本身内在的：风、沙、星球之运行与微动。
中年崔健更加刚硬
一个英雄的安然在场
1986年的北大，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根据当时念法律系的梁子回忆：北大在那年办起了文学艺术节，中国当代文艺史上，尤其是当代诗歌史上的名人，北岛、顾城、芒克等人全都到了北大。那些搞美术的、诗歌的、小说的、音乐的也在一夜之间都去了北大，一些“老死不相往来”的文艺界分支竟莫名其妙地在这里打通关系，融在了一起。
崔健摇滚后期蔓延全国的传唱“地标”，实际上也路过这样一个文化精英的圈落。
那一年，北京大学的老礼堂，籍籍无名的崔健被裹在常宽、孙国庆等一群当红青年流行歌手的队伍中登台演唱《不是我不明白》。常宽刚刚在日本得奖，被誉为中国流行乐第一次在国际获奖，孙国庆还以翻唱为主……那些炙手可热的音乐人在那夜唱了些什么，梁子如今已全然不能记得。只记得几日后，托一个诗人的介绍，自己得以在舞台下与崔健相识，与他当面要到了《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
之后，北大各个文化群落都开始认同崔健的摇滚，他们组织了一个“北大崔健后援会”。现在看来，这些名校学生、文化精英的追星方式与今日的人们并无二异：举凡有崔健的演出，不管是拼盘还是个人，他们都要去看。
“1987年，崔健参加一个拼盘，我们组织了三四十人集体去看。等他出场便全体起立跟着他一起唱。武警和警察跑出来要求我们坐下，但我们设计得非常好，叫了很多欧美学生，让他们站在外围。警察敢对中国人发号施令示威，对外国人则无计可施。外国人不让他们过去，说你不要挡着我，我们就是一直站着听完，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第一批站起来看演出的人。”
比起中国学生，当年欧美留学生先知先觉地知道这个叫崔健的中国青年人唱的是一种Rock Roll，是一种摇滚，之后《一无所有》的亮相，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摇滚的元年。
到了90年代，崔健轰轰烈烈地红遍全国，后期作品被指责显得隐晦、难懂。鲜少有人知道的是，他起初的诞生背景与第一批追随者都是位于一个文化精英层面，与他的《一无所有》同源的并不是那些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商业音符，而是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喊出“我不相信”。比如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人们的北岛，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顾城。
然而，那个文学年代的力量，吞噬天地却也无比地接近自毁，1993年的顾城在新西兰饮弹，1989年的海子葬身呼啸而过的火车，追随崔健的摇滚后辈纷纷以毒品、暴力告别了时代的舞台，这位元老则幸运地脱离了那时狭小的愤怒，1988年第一张专辑发行，由现场演唱的方式进入印刷品复制的大众传播，1989年又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获得由《人民日报》评选的“新时期十大金曲奖”。
崔健的摇滚成为了一个“轰隆轰隆”急速向前的时代之中的背景音乐：80年代公派出国的热潮，大学生背往异国他乡的行囊中必少不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卡带，体育大国构建时期，奥运冠军李东华在瑞士艰苦训练的五年之间，一直听崔健的《假行僧》，那首歌仿佛像镜子一样对照着他的内心，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下海的私营企业老板在创业时一贫如洗，听崔健的音乐，伴随自己度过艰难的岁月……
毕业之后，梁子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律师，而是成了一个摇滚音乐策划人。当年北大崔健后援会的歌迷，一如社会对于名牌院校学生的期待，大部分进入到精英领域，在今天不乏私人飞机、海景别墅的拥有者。但十几年里，崔健的乐队成员几乎没有变化，物质生活方面，也一直住在北京西坝河附近某个居民区的“筒子楼”里。那些风起云涌、功成名就的后援会成员，如今却又调转过头，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无论事业多么忙碌，皆会追随崔健在世界各地的每一场表演，依然像当年那样激动地告诉他自己的悸奋。
对于他们而言，这位英雄的不变像是一个静物，他的音乐批判有力但绝不孤独，在多年后，仍旧保持着某种特有的能量，当初有人为之疯狂，有人后来远离，有人一直留守，那些人回过头之后，崔健的恒定与坚持像是一个参照，令迷失者、彷徨者、怀旧者、无力者，纷纷又找回自己的生命坐标。
时代静物之流变
如今，崔健与自己乐队的成员，仍保持着至少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习惯，经常一练就是一下午、一晚上。排练之后再一起聚餐，整天打打闹闹。这些老哥们儿的相处，就像兄弟一样。崔健的经纪人尤尤看来：一个团队还是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说到底还是崔健的人格魅力。同时，在乐队成员刘元的另一段回忆里，这种持久而诚恳的创作友谊，或许还与某些共同成长的经历密切相关。
“77、78年之交，北京歌舞团的宿舍在学院路上，就是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5号楼，现在的政法大学出版社那儿。那会儿一提‘5号楼三楼’，在北京文艺圈都是出了名的。一群十七八的小年青儿啸聚山林，成天玩玩闹闹夜不闭户，就是一群捣蛋鬼的天然大Party。吵闹了几个月，邻宿舍搬来一个哥们儿，像是给这锅沸腾的开水里投进一块冰冷宁静的石子。他和别人不太一样：沉默寡言、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眼神里能看出一种积极上进的气质。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神秘的大佛’是民族歌舞团的子弟，朝鲜族，刚从部队考进我们团吹小号的，比我小一岁，叫崔健。
歌舞团那会儿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当哥哥的对小一岁的崔健由衷地佩服。那会儿团里有位同志精神上有点障碍，虽说平时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大家都有些避之不及，谁也不愿意和他同住。老崔听说了，二话不说，‘我跟他住!’而没过几天，天天看着他带着那位同志一块儿跑步，一块儿吃饭，关系特别好;那位同志也渐渐外向和爱笑起来。”
然而，关于英雄的事实却是：人们总是如此深沉地铭记着崔健在那个时代的身影，习惯于一种真实力量的原初表达，评论家也总试图从他的身上挖掘出特定时代的秘密，将崔健和崔健的音乐作为解读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入口，这种集体倾向包裹下的自私，常常既忘却了崔健本身，又不容忍英雄于原时代之外的改变。但在梁子眼中，这个“时代的参照物”是一个坚定地相信“进化论”的摇滚歌手，自身系统开放，喜欢汲取年轻人的想法，是朋友眼中在饭桌上那个一言不发、默默聆听的智者，他音乐中充满着变化、转向，不是受到歌迷的影响，而是发乎崔健本身。
同时，被此“本身”影响到的，除了80年代的梁子，还包括了处在21世纪的尤尤。
大学毕业之后，中国开始初步形成了成熟的商业化演出运作，市场机会比较好，尤尤开始接触这个行业，遇到崔健之前，她做过大型演唱会，也接触过港台的艺人。认识了之后，觉得崔健是一个特别的人，“非常有个性，得这个人特别的真实，他的人格魅力你接触到以后就会发现，绝不是外界说的冷酷，难以接近。他对生活不像是一般的明星，讲排场，反而在音乐上追求得更多，值得我欣赏”。崔健在此期间也换过了无数中国、外国的经纪人，尤尤笑着说自己那时，年轻气盛。便对老崔说：你不是说过你相信年轻人，你不是说年轻人永远是对的，你现在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其实当时就是有点想挑战他，老崔很是惊讶了一番，他看着我说，那好，我们就试试!”
中年人崔健与“人生的醒悟”
2008年1月5日，崔健在工人体育馆唱《阳光下的梦》给姜文女儿，问：现场有谁是60年代生的人，很多人举手，问70年代也有很多人举手，问有谁是80年代，还有人举手，到了90年代相对就少一些，他说，我这首歌是献给90年代的人，今天他的爸爸就在现场。姜文站了起来，全场一片尖叫，大家都挣脱了束缚一样，一片人海还全部往姜文那看，姜文吹着口哨，挥着衣服，与舞台上的崔健相互呼应，场面感人。
尤尤看来，“崔健想告诉他们我还是以前的我，唱的歌是告诉90年代人，你们现在听的歌都是像烂棉花一样，你们听这些有力量、像洪水一样的摇滚，他希望这种精神可以席卷属于未来的90年代的人。”
6年前，二十三四岁的尤尤成为了崔健的经纪人。那时，崔健阔别北京舞台已有12年之久，期间，崔健的演唱会一直有人办，但从没办成过。这个女孩接手后的第一个梦想便是要能够让这个“亲切、谦和，但是心中有一个不服气，很严肃，很较真”的英雄重新回到北京的舞台。3年之中，她每天一早抵达政府要地，日日坐在人家的办公室，与他们聊天，讲崔健的意义，崔健多么不容易。
“我们最后交往得有些像朋友，我愿意以交朋友的方式去和他们沟通，让他们看到我的品质是什么样，就知道我服务的艺术家品质是什么样的。崔健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大家实际上都是特别不容易妥协的人。当时就是一个信念，他就是应该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他是属于主流大众的，代表中国最好的音乐，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
尤尤也就凭着这个单纯的信念找他们去聊，但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崔健后来把这个演唱会取名叫做《阳光下的梦》。意指：像是白日的梦，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又发生了……
拍摄到了尾声，石景山公园起初的阵雨已化为了细雨绵绵。我撑着黑伞送崔健走回车中，记起一年之前他颇具先瞻性地提出“理性爱国主义”，便回问他，后来发生圣火传递事件中年轻人那些外向性愤怒，问这种愤怒与他们当时体制转换时期的内在式愤怒有何不同，问他年轻人应该怎么去具体实践他这个“理性爱国主义”?他低着头，没有说太多，大概讲了一些鸦片战争时候的民族记忆，最后，用一贯低沉的声音说：我觉得你们年轻人心里其实都知道该怎么做的，不用我说的……
几日之后，再与尤尤联系时，崔健正与自己的乐队在鸟巢附近一个专业的排练厅排练，作为官方极少数邀请的中国艺术家，他将与那些世界顶级的艺术家一起，为残奥运动员们代表中国艺术家演唱，给他们鼓励。同时，他也一如既往地坚持要给后辈机会，坚持将脑浊乐队与子曰乐队都带到那场演出中。汶川地震后，他被请到各大公共阵地，宣扬生存的意义，为受灾同胞创作歌曲《光的背面》，去美国斯坦福大学为大学生演出，在旧金山地区开演唱会时，又把自己的经典歌词“1，2，3……”改成了英文的“one，two，three……”
与此同时，我们也向最近阅读老子《道德经》颇有心得的梁子补了些采访，他挂电话前向我推荐了自己祖父梁漱溟的一本《朝话》，经过查阅：这本书是梁漱溟先生在早上，组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历届研究部同学，静坐、交流，跟年轻人谈一些他的想法。此书并非系统的学术讲演，而只是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诏示启发，或对同学的提问，予以现场指点。其内容包括有治学、修养及人生、社会、文化各方面之问题。
经现在的书商重新包装之后，出版社在“朝话”的后面加了一个现代人通俗易懂的标题—“人生的省悟”。
BAZAAR对话崔健
对于时隔6年，再次登《时尚芭莎》魅力先生栏目的崔健，我们期待以下对话来印证他的不变与变化。
BAZAAR：很喜欢《蓝色骨头》，你唱“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因为我的骨头是蓝色”，娓娓道来，跟以前口号式的歌词很不同，这些歌词是怎么写出来的?
崔健：音乐就像一个感官，打开以后，自己就出来了。我的歌词都是在音乐背景下写出来的，先有曲再有词。我以前的歌词比较抽象，比如《红旗下的蛋》、《飞了》，歌词讲的是“行走”。我现在也很喜欢那种风格，但是这个阶段要寻求变化，浪漫与现实，就像左右脚一样，不能总蹦一个脚，浪漫的东西能带来很多想象，情感的表达覆盖面更大，因为大家都有浪漫的感动，很容易喜欢自己。浪漫就像一面镜子，照到了自己，现实却是个丑恶的东西，让你不忍心盯着看。我现在更偏向现实。《蓝色骨头》总体来说还是个浪漫的歌，很浪漫的旋律，加上现实的对白。
BAZAAR：这种对现实的偏重跟年龄增长有关吗?
崔健：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年龄增长，不要把年龄增长看成市场的弊端，不能说过了青春期就没有号召力了。可现在很遗憾，市场就停在青春期的年龄段上。我觉得音乐市场应该分成两部分，就像电影分级一样，那种娱乐圈的，不能算是音乐或者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破坏了音乐的本质。音乐应该是非常正经、严肃和公共的一件事。在国外，年轻人市场也有很大的严肃性，只有亚洲，年轻人必须是年轻人似的，成为各大唱片公司的主要包装对象，拒绝严肃。其实严肃不是年纪大的人的事，应该是年轻人的事，五四运动，不都是大胆激进的年轻人?
当然从学校一毕业，大部分人都会被现实冲击一下。最重要的是生活，脱离家里对他的保护，这对年轻人来说压力最大，必须考虑现实，钱，工作，机会，这些东西最现实。有些人看了太多的西方的东西，觉得是时尚，从模仿中产生了惯性，有了不实际的理想色彩，现实跟理想冲突，变得愤世嫉俗，有可能去嫉妒比他们生活好的人。真正理性的年轻人应该看到社会的不公平，这才是让他们愤怒的根源，或者是理想与现实的不平衡点，曾有的理想被现实凌驾，感到不满。我觉得音乐带来的真正的滋养，是在一个人人格最弱的时候支持他们，在不喜欢自己的时候，在马上就要失去自我，面对压力就要失去控制的时候，拉了一把。好的艺术都是这样。
有的人总沉浸在假象中，从来没觉得不喜欢自己，以为永远喜欢自己是潇洒，永远生活在阳光中，实际是骗自己，是躲避一种苦难。举个简单的例子，公民的意识，有多少年轻人有?年轻人都是被惯养的，很多人到了30岁，还在说，妈妈让我成家立业……公民意识是什么意识，要有责任，18岁了，我就可以给社会提意见了，被社会培养出来了，不但要返还劳动，还要返还意见。人家18岁风风火火上街游行去了，中国年轻人只能在这里选超女、快男，公民意识他们没有。这种是东方文化长期带来的自我人格贬低。
崔健中国摇滚标志
BAZAAR：你认为的80年代精神是什么?
崔健：我们这么大的人，青春期是在共产主义教育下过的，突然发现我们的怀疑被证明了。我们没有受到良好的培训，我们的学习都是零价值，甚至负价值。当时特别想出国，那时候出国潮，就是要亲自证明一下是不是这样。改革开放，确实证明了我们的怀疑，生活水平高，科技水平高，消费文化都不是罪恶，当然到了现在还成贡献了。这都是我们以前批判的。从怀疑自己的价值观念，到价值观念重新树立，之后认识到，个人价值的成功不是商业的成功，而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幸福感。也许现在年轻人认为这个东西过时了，其实是拿钱也买不到的一种幸福。我们那时候想就是用100万也要买一次说实话的机会，可是现在，说一次谎话换一个别墅住，大家一看还是说句谎话吧，慢慢就说了好多谎话。消费文化不是坏事，是个进步。就如同左脚迈太大，稍微迈点右脚，身体平衡多了。现在左脚不动了，全在动右脚，又不平衡了。我说的左脚当然不是红色的、共产主义的东西，而是指严肃的东西。你能不能稍微有一点公民意识，能不能对这个社会负点责?
BAZAAR：你珍视的东西是什么?
崔健：太多了。也许就像《蓝色骨头》里说的，事业、健康和爱情，三个东西都很重要。所有人都在追求这三个东西，你仔细分析分析你自己。三个东西来回来去地运动，才造成不稳定。我也不外乎这样，刚才我们说的都跟事业有关，但不能说我就忽视另外两个，这两个没有了，我的事业可能也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