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地为数不多坚持自己“文艺理想”的导演，陈凯歌一直被置于象牙塔的顶端。但是最近见过陈凯歌的人或多或少发现，“凯爷”变了。为了走进观众，他亲自带队，跑了13个城市。在片场，他对剧组成员嘘寒问暖，也允许演员们自由插话。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谈及转变，陈凯歌说，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了，“水往低处流，人也要往低处走才好。”但在朋友看来，陈凯歌骨子里还是陈凯歌，不过最近几年开始信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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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
“端着”这个词对于陈凯歌并不陌生。过去经常被大众媒体用来形容他。作为内地为数不多还坚持自己“文艺理想”的导演，他一直被置于象牙塔的顶端，这也成为陈凯歌身上的霸气体现之一。但是最近见过陈凯歌的人或多或少都发现，凯爷变了。
影评人魏君子忍不住向记者感叹：“其实我觉得陈凯歌很可怜，他现在为了走进观众，几乎是卑躬屈膝了!”
陈凯歌跟记者说：“水往低处流，人也要往低处走才好。”
冯小刚说过：“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你劝他平易近人，等于害了他。”
现在，很多人会和冯小刚一样忍不住担心：这个正往低处走的陈凯歌，还会是曾经的凯爷吗?
“其实我是一个宅男”
“今天，我是来聊天的，不是来布道的。”陈凯歌说。
“有时候习惯了你的布道，你突然聊天，反而不习惯了。”主持人朱军打趣道。
“如果我曾经给你一个布道者的印象的话，那我得和你道歉，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那样了……但是，我也不会站在那里吆喝说：“快来看啊，快来看啊，葛优华丽转身、转型了!”
现在的陈凯歌接受采访，也会像聊天一样和你拉拉家常。他笑着告诉记者，“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不过真要做到普通也不容易，你得普了才能通，不然你通不了。”他会用最时髦的词给自己定位：“其实我是一个宅男。”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回家，交际应酬很少，也不混圈子。
前几天， 陈红忙，陈凯歌就在家里教两个孩子做饭。做饭全程都是陈凯歌监督，比如菜可不能先搁盐，快要熟的时候才能放，不然菜不容易熟……油锅里，他会故意放点水进去，油锅里就会乱炸，然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每个礼拜，陈凯歌会找一天专门给两个孩子上一堂课。他买了一块小黑板，从《古文观止》里挑一篇文章出来，比如《桃花源记》，分两次给他们讲完。陈凯歌讲得非常细，一字一句地过，相当于教孩子认字。每次上课，两个儿子就拿着字典，一边写，一边查。
陈凯歌透露，其实陈红当年看上他，是觉得“陈凯歌这个人比较老实”。陈凯歌拍电影，陈红跟着他做制片人、女演员，也没少受气，还要顶着舆论上的压力。夫妻老婆店不容易经营好，陈红的父亲看了女儿吃力不讨好，忍不住对她说：“你何必这么拼命呢?钱是赚不完的?”
陈红对父亲说：“我和凯歌都不是为了赚钱，否则犯不着这样。”陈红是《赵氏孤儿》总制片人，手机一天通常会换3块电池。拍完戏，陈凯歌经常累得扛不住睡了，陈红还躲在卫生间里打电话。
聊这些家常，很大程度上，陈凯歌是想证明自己是个普通人。他也特别想澄清，自己出身同样简单：不是世家子弟，做导演的路也很曲折，根本“没有什么天之骄子的感觉”。
据他透露，1978年考电影学院，自己第一拨就被淘汰了。后来因为导演系增加了名额，扩大招生，他才入选。报考电影学院，陈凯歌也不是出于热爱电影，就是觉得考不上一般的大学，“给自己找一个出路”。“文革”开始的时候，陈凯歌才读初中，此后就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其实，他最初的理想是去做学者，比如去研究《红楼梦》。
电影学院初试过后的第三天，陈凯歌就收到了不录取的通知书。他反省，是因为自己太老实，居然一本正经地回答了一个问题。
面试的时候，老师问他：“电影的节奏是什么?”事后，有老师告诉他，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老师，我不知道，所以要跟您学习。”但那时候还不懂人情世故的陈凯歌，完全没有任何心眼，居然认认真真地回答了一通。现在才自嘲，那时候的自己就是傻乎乎的：“你这都全懂了，还来上什么学啊?”
进了电影学院，陈凯歌自称，还没有吸取经验。他经常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辩，“这属于不太明理了。”接下来拍电影，“数目不多，但成绩也不算好，有时候心还挺乱，挺有挫败感。”直到现在这个岁数，他才懂得，做事要先修心。而且，“这个岁数你还能拍戏，你不感激，还犯狂，那就不合适了!”
摄影师杨述和陈凯歌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在他看来，陈凯歌骨子里还是陈凯歌，不过最近几年开始信佛了。
在纽约一起工作时，杨述和陈凯歌两个人经常一起聊天，一聊就是一个下午。一天晚上，陈凯歌喝醉了，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杨述睡在躺椅上。那个晚上，陈凯歌背了一整夜的诗，有中国诗歌和古文，也有现当代诗歌。“骨子里，他是个文化人，为电影而生的。”杨述说。
对于现在陈凯歌有意放下身价，走近观众，杨述的理解是：“这是陈凯歌对艺术领悟之后的新定位，这不是意味着他放下了身段，而是他自身修养的进步。他其实是把自己的身段提得更高了。”
王朔曾经说：“陈凯歌还会坚守自己，因为悲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作为内地为数不多坚持自己“文艺理想”的导演，陈凯歌一直被置于象牙塔的顶端。但是最近见过陈凯歌的人或多或少发现，“凯爷”变了。为了走进观众，他亲自带队，跑了13个城市。在片场，他对剧组成员嘘寒问暖，也允许演员们自由插话。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谈及转变，陈凯歌说，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了，“水往低处流，人也要往低处走才好。”但在朋友看来，陈凯歌骨子里还是陈凯歌，不过最近几年开始信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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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
“端着”这个词对于陈凯歌并不陌生。过去经常被大众媒体用来形容他。作为内地为数不多还坚持自己“文艺理想”的导演，他一直被置于象牙塔的顶端，这也成为陈凯歌身上的霸气体现之一。但是最近见过陈凯歌的人或多或少都发现，凯爷变了。
影评人魏君子忍不住向记者感叹：“其实我觉得陈凯歌很可怜，他现在为了走进观众，几乎是卑躬屈膝了!”
陈凯歌跟记者说：“水往低处流，人也要往低处走才好。”
冯小刚说过：“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你劝他平易近人，等于害了他。”
现在，很多人会和冯小刚一样忍不住担心：这个正往低处走的陈凯歌，还会是曾经的凯爷吗?
“其实我是一个宅男”
“今天，我是来聊天的，不是来布道的。”陈凯歌说。
“有时候习惯了你的布道，你突然聊天，反而不习惯了。”主持人朱军打趣道。
“如果我曾经给你一个布道者的印象的话，那我得和你道歉，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那样了……但是，我也不会站在那里吆喝说：“快来看啊，快来看啊，葛优华丽转身、转型了!”
现在的陈凯歌接受采访，也会像聊天一样和你拉拉家常。他笑着告诉记者，“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不过真要做到普通也不容易，你得普了才能通，不然你通不了。”他会用最时髦的词给自己定位：“其实我是一个宅男。”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回家，交际应酬很少，也不混圈子。
前几天， 陈红忙，陈凯歌就在家里教两个孩子做饭。做饭全程都是陈凯歌监督，比如菜可不能先搁盐，快要熟的时候才能放，不然菜不容易熟……油锅里，他会故意放点水进去，油锅里就会乱炸，然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每个礼拜，陈凯歌会找一天专门给两个孩子上一堂课。他买了一块小黑板，从《古文观止》里挑一篇文章出来，比如《桃花源记》，分两次给他们讲完。陈凯歌讲得非常细，一字一句地过，相当于教孩子认字。每次上课，两个儿子就拿着字典，一边写，一边查。
陈凯歌透露，其实陈红当年看上他，是觉得“陈凯歌这个人比较老实”。陈凯歌拍电影，陈红跟着他做制片人、女演员，也没少受气，还要顶着舆论上的压力。夫妻老婆店不容易经营好，陈红的父亲看了女儿吃力不讨好，忍不住对她说：“你何必这么拼命呢?钱是赚不完的?”
陈红对父亲说：“我和凯歌都不是为了赚钱，否则犯不着这样。”陈红是《赵氏孤儿》总制片人，手机一天通常会换3块电池。拍完戏，陈凯歌经常累得扛不住睡了，陈红还躲在卫生间里打电话。
聊这些家常，很大程度上，陈凯歌是想证明自己是个普通人。他也特别想澄清，自己出身同样简单：不是世家子弟，做导演的路也很曲折，根本“没有什么天之骄子的感觉”。
据他透露，1978年考电影学院，自己第一拨就被淘汰了。后来因为导演系增加了名额，扩大招生，他才入选。报考电影学院，陈凯歌也不是出于热爱电影，就是觉得考不上一般的大学，“给自己找一个出路”。“文革”开始的时候，陈凯歌才读初中，此后就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其实，他最初的理想是去做学者，比如去研究《红楼梦》。
电影学院初试过后的第三天，陈凯歌就收到了不录取的通知书。他反省，是因为自己太老实，居然一本正经地回答了一个问题。
面试的时候，老师问他：“电影的节奏是什么?”事后，有老师告诉他，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老师，我不知道，所以要跟您学习。”但那时候还不懂人情世故的陈凯歌，完全没有任何心眼，居然认认真真地回答了一通。现在才自嘲，那时候的自己就是傻乎乎的：“你这都全懂了，还来上什么学啊?”
进了电影学院，陈凯歌自称，还没有吸取经验。他经常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辩，“这属于不太明理了。”接下来拍电影，“数目不多，但成绩也不算好，有时候心还挺乱，挺有挫败感。”直到现在这个岁数，他才懂得，做事要先修心。而且，“这个岁数你还能拍戏，你不感激，还犯狂，那就不合适了!”
摄影师杨述和陈凯歌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在他看来，陈凯歌骨子里还是陈凯歌，不过最近几年开始信佛了。
在纽约一起工作时，杨述和陈凯歌两个人经常一起聊天，一聊就是一个下午。一天晚上，陈凯歌喝醉了，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杨述睡在躺椅上。那个晚上，陈凯歌背了一整夜的诗，有中国诗歌和古文，也有现当代诗歌。“骨子里，他是个文化人，为电影而生的。”杨述说。
对于现在陈凯歌有意放下身价，走近观众，杨述的理解是：“这是陈凯歌对艺术领悟之后的新定位，这不是意味着他放下了身段，而是他自身修养的进步。他其实是把自己的身段提得更高了。”
王朔曾经说：“陈凯歌还会坚守自己，因为悲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我也曾经急功近利过
b：《赵氏孤儿》历来被当作是一个中国人性的大悲剧。在你看来，他真正的悲剧性应该体现在哪里?
c：从《赵氏孤儿》里所看到的中国历史悲剧，就是对生命的无视。我们过去老说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因为人多嘛。二次大战，美军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伤亡不超过100万，可是我们，连平民带军人，是2500万到3000万的伤亡。固然可以说我们国力落后，战争牺牲惨重，但是跟我们的观念也有直接的关系。美军鼓励投降，打不过你就投降，投降就是表达了最高的原则，就是对生命的珍惜。
b：看《赵氏孤儿》让我突然想起了《刺秦》。北京电影学院的某位老师曾经评价：“陈凯歌的确将他所学到的人性理论建立起来了，但缺少人物性格的堆积、铺垫。”这部戏是不是有反思《刺秦》的成分?
c：很惭愧啊，拍《刺秦》的时候我有热情，也有热血。但最重要的一点，拍电影的人不能站在强者的一边，这是不可以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都这样，不管你的口号和理想有多崇高，你都不该牺牲万千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它，目的的崇高不能为行为的卑鄙制造借口，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b ：十几年前，你在拍《刺秦》的时候，已经把这种人性理论提出来了，但问题是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影评界也是后来才给这部电影平反。你现在担心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吗?
c：不会。《刺秦》那会，剧本还没熟透。而且那时候，我还有很多的功名心，所以，那时候就根本做不到不使劲儿。现在，就真能够做到不使劲了，就是按照事物的常识、本源来处理，才有真的生命力。我问高僧们：“什么是修行啊?”他回答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是什么话啊，但这道理深。做电影就是做电影，不要给电影加附加目的，包括想让人感动，都是错的。
b：我好奇，你怎么能把这个功利心放下?对于这个圈子里的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c：我能这么想是因为自己也曾急功近利过，想一展身手，但是发现违背了我自己。我们现在是一个数字国家，所有的事都拿数来算，所有的数都是跟钱有关，我就觉得没意思。我们是怎么了?这是个问题。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怎么让自己放下，回到电影的本源上去。好的电影是拒绝接受那些附加条件的。
b：《无极》算是你急功近利的时候吗?
c：《无极》单从心态上来讲，远没有拍《霸王别姬》时好，也没有拍《赵氏孤儿》好。因为那个潮流刚刚起来，都想去尝试一下。《无极》是一部被人误读的电影，但我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虽然有缺点。这么多年过去，我还一直这么评价它。
b：刚好处在一个舆论漩涡里，平民网络俗文化开始挑战精英文化，《无极》正好处在那个对立冲突的时刻。
c：这正好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它让我能够看清形势，并且能够帮助我回到创作的本源上，所以我对这事应该感激，不然可能没有《赵氏孤儿》，也没有《梅兰芳》，这是好事。
说我是世家子弟，这是误解
b：看《赵氏孤儿》，感觉导演的状态特别好，这和你的拍摄心态有关吗?
c：有人问我：“你看，俩姓程的，一个叫程蝶衣，一个叫程婴，在你两部电影里面，程蝶衣是不忍，程婴是一忍再忍，这是不是就是你?你是不是现在学会一忍再忍?”其实‘忍’是很高的品德，但是我没有放弃的是，程婴最后是为了自己哪怕是很小的梦想。所以我真的觉得，当他真的能把一个健康、明朗、勇敢的赵孤带到屠岸贾面前，谁能说他不是胜者?
b：到了你这个年纪，这个地位，还能调整自己的状态。你怎么做到的?
c：其实我啊是百姓出身，大家会有误解说我是世家子弟。我父亲经历的磨难多得不得了，他始终没有被社会真正信任过，这在我少年的心里留下很多阴影。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很多人对我不了解，所以会对我有这样那样的想法。
其实转变对我来说，没那么难。过去我说的一些话可能不中听，但都是真话，到现在我还没有学会虚与委蛇地对待人。倘若你真的不能在生活里头完全说真话，你也应该在你的电影里面说真话。如果你在生活里、电影里都不说真话，我觉得挺对不起自己的。所以我说程婴是我做不到的境界，但是程婴告诉我：人得真实地活着。
b：你每个阶段拍的人物，都跟自己心境有很深的联系，比如梅兰芳身上的纸枷锁。现在这部戏已经过去了，你的纸枷锁也被解脱了吗?
c：还没彻底解脱。我刚开始拍电影时，是百废俱兴，大家对这拨年轻人也都挺尊重的，这个叫少年功名。有了这么一个局面，难免骄傲起来，这很正常，人嘛。后来有了警惕，慢慢地不仅环境能给你纸枷锁，你自己也给自己套了，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成绩，其实都没什么了不起，你得把这事儿想开了。同样，对这个环境、这个时代，我没有抱怨，因为你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全局的，你对全局的贡献就是你老老实实拍你的电影。
b：这过程说起来简单，但你的内心肯定会有一个很痛苦郁闷的煎熬过程。
c：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经历过“文革”，我看到过比这更加荒谬的事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但是我父亲后来成了一个见人就帮的人，很多年轻导演都从我父亲那里受益，他变成了一个在性格上非常温和的人，其实以前脾气很大。我说：“你是让人给斗怕了。”他说：“不是，是另外的感悟。”他没有抱怨，从来没有，他见了斗他的人，他还给人上根烟。我觉得他明白了，万事皆成于忍，他忍耐过了。
b：你现在脾气是不是也变得特好?
c：我脾气一直都好。我是一个比较率真的人，用陈红的话说，“陈凯歌这人，其实很老实”。我觉得她看重我的，也就是这点儿老实了。我不太会转向，我不太会拍特别多的作品，拍得很快。这个就叫不识时务，我有点不识时务，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有好处，虽则做得少，但是精。
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了
b：冯小刚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凯爷就是住在象牙塔里的人，就应该拍深刻的电影……不要俯下身段来走进平民”。比如《和你在一起》这样的电影，你不应该多拍，也不是你擅长的事儿。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c：我不上他这个套(大笑)!
b：他是怕你走出来，和他一起抢饭碗吗?
c：我不上他这套，原因是，今天这环境没人会听象牙塔里有什么声音。可以这么说，年轻人的心被技术征服，而不被好的传统征服，这是一个现实的情景。所以，不要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可以在象牙塔里。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了。
b：你是一个经常会反思自己的人吗?你怎么修心?
c：一定程度上，我是一个以故人为师的人。我手边有好多古书，比如《古文观止》，没事的时候翻一翻，很多智慧在里面。中国那些大的文学家、诗人基本上都是命途多舛，好运气的非常少，这就是‘穷而后工’啊，全都是人生遭遇很多不幸，可是就能出很好的诗篇。我觉得自己幸运，衣食无忧，为什么不能够像那些人去做一点你应该做的事，理当去承担的事，咱们别都掉钱眼儿里面去。
b：这两年，特别是中国电影的娱乐氛围变化特别快，娱乐、商业片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你是不是也在琢磨，怎么才能把你身上重的、有力量的一面，和现在轻盈的娱乐氛围结合起来?
c：放下功名心，你就能举重若轻了。像《赵氏孤儿》，我觉得程婴的伟大不在悲情，他以一己之力去对抗一个完全不可能对抗的对手，他胜了，我觉得是不加任何附加条件的人的颂歌。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这个创作一辈子也难改了。有这样一个想法，可能是我小时候经历过“文革”，我所做的工作，点点滴滴都跟人的尊严有关。我觉得我们中国电影要受人尊重，不能完全掉钱眼儿里，别走极端的路子。
b：现在拍数字是主流了，你会不会尝试一下，还是就真不改了?
c：我有我自己的偏爱。我比较喜欢柔和的影调，不太喜欢反差太大的色彩，因为我觉得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是我们拍摄的依据，我不想太强调或者夸张。另外呢，确实是从行内人的角度看，胶片是千锤百炼的，数字是技术而已，所以我一时不太会用。我一直觉得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在方便之上的，都是求方便而已，但是人为什么要为方便活着呢?不一定需要那么方便，那么快，所以说我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胶片来拍。
b：换句话说，是因为你比较守传统?
c：胶片确实是好。但我不是传统，因为传统总是要消亡的。我不是非要拽住潮流的尾巴，而是要把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东西，放到潮流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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