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英文报纸报道城市新闻。8月8日，我去市政厅采访当天结婚的人们。和2007年7月7日相似，2008年8月8日也是个好日子。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去了好几拨，闪光灯闪个不停。
市政厅婚姻登记处分为三部分，最外面是新人们照相和等候的大厅，接着是注册结婚的房间，最里面是市政厅工作人员主持新人世俗婚礼的小礼堂。我在大厅里采访了两对新人，但是报社摄影记者还没到，我就走进注册的房间。
几对新人正在注册的房间里等候。负责注册的官员表示，只要我不大声，就可以和新人们谈话。
我问坐在沙发上的一个清秀的女孩子，什么时候选定8月8日以及谁定的。还没等她开口，坐在她旁边的一个高高大大的胖女人说：“是我们一起挑的。”我心里想：这老妈也太爱护她女儿了，还要替女儿回答问题。
这时小礼堂里出来一对刚举行完仪式的，另一对进去了。马上就轮到那个女孩了，我开始替那对母女着急：这时候了新郎怎么还不来。
突然，我看到她们之间暧昧的眼神，马上意识到是她们俩要结婚，而没有所谓的新郎。
后来摄影记者来了，我给他讲了我的发现。他开始大笑：报社就有好几个同性恋。
在回报社的路上，摄影记者开始给我讲报社的同性恋们。先从我所在的城市新闻部说起。他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我多少猜到了一点点，另外一个我永远都想不到。
这两个人都很帅气和睿智。一个20多岁的a，另一个40多岁的b。
刚到报社的时候，a满面笑容地走过来自我介绍，并说要带我在多伦多逛逛。a的爸爸、哥哥和姐姐都是医生，就他一个当了记者。我问他为什么要当记者，他说为了民主。第一周上班，我感冒了。他给我画了详细的地图，我按照地图找到了药店。其实和报社就隔几条街，惹来其他同事的嘲笑。刚开始上班稿子不是很多，有时候我整天在那里看《纽约时报》。他给我说，要积极主动，不要等编辑给稿子做。他帮我想选题。上班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讨论哪个选题比较可行。讨论了好几个，最终也没落实一个。不过每天和一个大帅哥聊天，我还是很开心的。
他一只耳朵上戴着耳钉，是颗小小的绿色玉石。他说，很多年前在北京定制的，不会和别人重了。中间有几天，他去了美国报道总统初选。他对我非常友好，不厌其烦地帮我动脑筋，但我们从没在办公室以外见过面。他周末要练铁人三项，一次还扭伤了脚踝。得知他是同性恋，我不震惊。因为他年轻，年轻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b是晚班编辑，如果我的稿子截稿时间晚，就归他负责。我的第二篇稿子是他编辑的，那时他还不认识我，到处找huixia sun.我走过去，说我就是。他说：“把35英寸砍成20英寸，自己砍。”我很痛心，但只得从命。最后交上去，他一字没改就通过。
周末下午我经常和他一起值班，合作了高档社区汽车轮胎频频被扎案和一个老头失踪案。我当时没有驾照，他说没事，采访打的，他签字就可以报销。他一直夸奖我稿子写得好，很少动我的稿子。
我从来没想过b可能是同性恋，因为我注意到他左手无名指戴了一枚戒指。我一直想象一个幸福的小女人依偎在他身边，还莫名地羡慕过。
另外两名同性恋不和我一个部门。一位是印巴人或者黑白混血或者别的什么血统，他虽然壮实，但相当娘娘腔。第四位玉树临风。我看到他就想起“我与城东徐公，孰美？”中的主人公。
我对摄影记者说：“我要装作不知道他们是同性恋，否则背后议论别人多尴尬啊。你今天什么都没和我说。” 那个粗俗的大嘴摄影记者说：“没事，他们都公开了。”他大笑不已，汽车差点闯了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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