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巨人成长的动力

2015-09-29 12:13:27

【世界经理人编者按】 与一般大企业150年左右的历史相比，绝大多数高新技术大企业均是近50年来新技术革命的产物。因此，高新技术大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带有自己的鲜明特征。

　　一、内部演进动力 　　（一）交易费用与契约关系 　　由科斯（r.coase）首创，并经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人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理论，已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其基本假设是：①有限理性的人；②机会主义的人；③未来不确定性；④小数目条件（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在上述假设下，市场交易存在一定的费用，即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如搜索、谈判、签约、监督等。由于存在这种市场交易费用，代替市场的新的交易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企业。企业这种组织结构的出现就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如科斯所说，“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出现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非市场制度的一种创新”。在交易费用理论看来，企业由小到大的成长演化动力在于企业对交易费用的节省。横向联合、纵向一体化的本质，其实在于将纯粹的市场交易转化为内部的组织关系以降低交易费用。最优的企业规模是这样一种规模，在这种规模上，企业将交易内部化的成本，与在公开市场上同类交易所需的成本相等。 　　用交易费用理论还能解释高新技术大企业成长中诸如吸纳研究院所、通过“买断”方式进入新领域等现象。一般情况下，高新技术以其复杂性使得转让本身的交易费用很高，因此一定的“内部化”能大大节省技术转让这种交易的费用。 　　高新技术大企业组织国际化的特征也可用交易费用理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由于高新技术大企业拥有许多“无形资产”，如先进的技术、知名度、掌握信息的能力等，这些资产也是有价值的。如果市场是充分有效的，这些无形资产就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以实现其价值，而无须搞海外投资经营。但国与国之间或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形的或无形的、现有的或潜在的交易费用阻止了市场成为无形资产实现价值的媒介，因此必须利用海外直接投资经营，扩大企业自身边界的方式将交易内部化。 　　企业的出现除了交易费用理论的“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外，还有詹森、麦克林的“契约关系论”，即企业组织是一种法律虚构，其职能是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也就是劳动所有者与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品的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契约关系。在这组关系中，每一个人不是和另一个人订立契约，而是和所有其他人订立契约，因此必须有一个人充当代表——管理者，这意味着企业这种形式的出现。 　　（二）分工演进 　　尽管交易费用理论和契约关系论对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说明，但难以完整地说明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大企业的成长机理。无论是交易费用理论还是契约关系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虽说它们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基础有所修正），现代企业理论真正的转折点始于20世纪8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在信息经济学中，有一种被称为分工演进理论的观点，主要是杨小凯、博兰德（borland）等人首先提出来的。根据这种观点，现代化生产要求人们分工从事专业化职业，这种专业化必然导致每个人掌握不同的信息，由于人们之间的利益相互冲突，为了协调经济活动，取得高效率，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至关重要。要使在既定的信息制约条件下，使专业化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易效率极大化，必须选择合理的经济组织方式，反映在企业上，就是生产的集中程度、专业化部门的数量等。分工有两种形式：一是内部分工，即在决策者辖区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决策者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辖区；二是外部分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属于同一辖区的决策者之间发生的分工。两种分工都带来了信息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的存在是组织形式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其他组织形式的产生动力相似，驱动经济组织产生的动力也是向均衡的趋近，所不同的是，经济组织是在一定的外部环境（自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对策的均衡。按照分工演进理论，企业的出现不是以非市场机制代替市场机制，而是由于分工出现专门的劳动力市场而代替中间品市场。从信息理论的角度看，分工造成信息对称破缺，这种破缺是新信息产生的源泉。扩大了的信息量使得整个社会的知识增加。而对扩大了的新的信息，人在面临与他人之间、与环境之间的决策时，一定有不同于原先的策略。为了充分利用信息，以获取最优化的结果，自然要求有一定的信息传播、利用机制，这种机制包括一定的组织形式与层级结构。层级的出现引起层级决策，这可以说明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一个企业内部结构形式演变（如h型向u型、m型结构的转变）的原因。当然，由于信息传播固有的噪声的存在、传播速度的有限性，决定了层级结构的次数和范围的有限性，即企业组织边界的存在。 　　粗略说来，用分工演进及信息机制的作用来说明企业的成长，更有可能从本质上把握现代企业的本质。用这种模式可以说明：如果生产管理与资产组合管理之间有分工，最优的所有权结构可能导致股东而不是经理当老板，因为这样可以把交易效率极低的活动（管理知识的生产）卷入分工，但同时避免了这些活动的直接定价和买卖。 　　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命所系。从微观上来说，创新可以说是引入新的分工或分工层次的加深，进而带来企业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迁。创新中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不是简单的要素新排列，而是重新组合了的要素能产生出新的分工，出现新的功能。这一点我们从过程创新来加以说明。过程创新是由设备、劳动力、材料投入、任务设定、信息流动等组成的系统。在流动阶段，生产单位过小，资源有限，过程本身基本上是非标准化的，以人工操作为主，效率不高。此后，随着创新的不断涌现，生产系统逐渐“分剖”——即专业化和分工的引入和加深，生产过程向更加复杂的、高度整合的方向发展，此时的创新更是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强化。 　　再从创新的激励机制来考察。对于企业来说，创新既有来自自身内部的动力，又受到整个社会的技术环境的影响。具体来说，某一时代的创新是与整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反映在生产技术的层次上，表现为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发展。对于企业自身来说，促使其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在于通过创新达到的新分工，一方面使得新分工利用新技术产生效益，另一方面新分工意味着新的组织形式或新的管理结构，同样会产生新的收益。从企业史来看，企业内部结构的变迁和创新，其实质是企业内要素的重新分配和引入新的中介，使其产生新的专业部门和新的分工。从h型结构向u型结构再向m型结构的转变，每一次变化肯定出现新的职能部门，这是分工的标志。在企业的技术系统中，技术创新是一个将新思想、新设计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因此可以将其看成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学习过程再带来不断的积累，积累固化在生产上是物质的专用性和劳动力要素的专业化，知识的积累是专业化分工的前提，同时分工和专业化又是知识积累得以进一步进行的条件，所以分工演进既是创新的结果，又是创新的动力。 　　显然，作为以创新为龙头进入市场、占领市场、发展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有一个从低频度的分工向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在创始阶段，技术的研究者和企业的经营者合二为一，但随着以某一高新技术立足市场之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从技术系统到组织结构的再分工和扩大的分层次分工及专业化。二、外部成长环境 　　除了自身内部演进动力外，高新技术大企业的成长还受到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包括企业所处自然、地理等区域性条件以及市场结构。 　　（一）区域创新能力 　　一般高新技术企业所处的区域有以下几个特点： 　　（1）高新技术产业带。这是在长期的自发或半自发状态中形成的高新技术科研与生产集中的广阔地区。如美国的硅谷，加拿大的北硅谷，我国的中关村等。（2）科学园与工业园区。如英国剑桥科学园，新加坡肯岗科技工业园区等。 　　（3）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硅沙漠”，路易斯安那州的“硅沼泽”等。 　　（4）科学城。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 　　上述几类区域有一些共同特点，就是区域内或者区域附近有重要的研究机构以及一定数量的高等院校，常称之为“智力密集区”。人们常说现在正处于大科学时代，由于现代科学极其复杂的专业门类划分，对某一对象从多方面的研究只有通过协同才能产生一定的结论。而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过程化”特点决定了某一技术及其生产不仅是各个时期个体的组合，而且是今后研究的起点，即所谓“广度效应”、“时延效应”等，这些都要求高新技术企业要有多方面的技术组织协调，包括企业自身的研究机构与外部研究院所的密切协作。美国硅谷之所以能够成长起那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还有我国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群之所以能够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与有关研究院所的环境支持密切相关的。 　　（二）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也是构成高新技术大企业技术成长的重要环境。市场通常被划分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四种类型。高新技术大企业所处市场多数为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在这种市场中，一方面众多的中小企业的存在为市场生机勃勃的竞争力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高新技术所需的一定的分工层次，说明了高新技术大企业必须与同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合作。同时，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提供了发展的外部动力。当然大公司与小公司、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不同行业、不同历史阶段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市场经济有其分层结构，存在着市场经济的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之分。这一提法来自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经济史领域中法国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他们发现市场经济是包含许多层次的。在市场经济的底层才是纯粹的面对面的交易。除此以外，还有上面的层次。上层的首要特点在于交易的双方互相并不见面，中间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部门。上层组织的出现是市场成熟的条件之一，但市场的上层交易并不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能出现的。历史上，英国和西班牙两国在其市场经济发育初期，他们的下层经济几乎差不多，但后来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据布罗代尔等考察，关键的一点是英国适时地发育出了适应各种市场的上层交易。上层市场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垄断性，这使得上层交易具有“双刃剑”的性质，一方面上层经济架构的扩张带来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一定的上层组织也会阻碍下层经济的充分发展。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的交易活跃、广泛，具有发达的毛细血管网络，从无数的初级小商品市场到众多的个体式电子产品交易点，说明了我们的下层经济的发达。但我们的市场的上层组织却没有下层交易的生机和有效，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一个中关村有上千家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经营的企业，但真正称得上处于市场上层的大企业寥寥无几。因此，为了高新技术领域市场能够有机、健康地发育，我们必须适时地培育出相应的高新技术市场的上层组织之一——高新技术大企业。 　　（三）政府 　　构成高新技术大企业成长环境的另一个方面是政府的作用。在高新技术大企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政府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有两类比较极端的例子，其一是欧美形式，其二是日韩形式。欧美形式在于主要以市场发育为主，政府通过制定一些市场的政策、法规或其他一些间接手段来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日韩形式则是政府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积极扶植、协调一些大企业的发展。 　　以美国为例，现今美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一些是从传统的大企业转变而成的，如ibm等；另一些则是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中成长起来的，如微软、苹果等公司。所有这些大企业都是在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中发育起来的，政府更多的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而很少干预企业自身的发展。如政府常以税收政策、专利政策等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或通过政府购买合同，创造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从而间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例如，对于集成电路产业，1960年美国政府购买了所有此类产品，1963年购买了所有产品的44％，1968年政府对集成电路产品的购买率仍达37％。此外，政府常以直接资助法令、法规等创新政策手段，而不是官方的产业政策来推动企业创新。在肯尼迪执政期间，成立了“民用技术”小组，提出使企业承担的研究项目。在尼克松执政期间，提倡科学技术新合作，关注r＆d的税收优惠。卡特执政后，政府资助高新技术的研制、生产与扩散。里根政府的政策则强调协调企业之间建立合作研究关系。 　　以韩国为例，作为后进国追赶先进国比较成功的国家，韩国高新技术大企业的成长与其政府的扶植、参与密不可分。现今的韩国高新技术大企业（如三星集团）是在一些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中逐渐演变而来的。韩国大企业（或集团）崛起的历史很短，大致分为四个时期。①经济复兴时期（1953—1960），企业集团主要是靠通过廉价收购归属财产和美援物质而成长起来的。当时李承晚政权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把战后日本人的财产没收而折价售给一些私人，二是把外国援助物质（主要是美援）作为本地工业的加工原料廉价卖给私人，三星、乐喜、金星等就是从那时开始发迹的。②20世纪60年代以后，企业集团主要靠政府的重点投资政策、特惠贷款的帮助及引进外资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其中，化学工业及水泥、钢铁、汽车等是政府投资贷款的重点对象。另外，韩国政府于1966年将原来由官方经营的企业交给私人大企业，直接扶植企业集团的发展。③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积极鼓励企业集团扩大出口，凡外汇获得率较高的工业企业或对其他工业影响较大的企业，均可享受政府优惠待遇。如从1978年起韩国每年从出口额较大的企业中选出前10名，定为综合贸易商社，扶植成为出口尖兵。综合贸易商社是具有开发、进口、加工出口、情报搜集、金融、保险、运输仓储等垂直一体化的运营体。甚至韩国总统亲自领导外贸业务，每月主持召开一次“全国贸易促进会议”，每年召开“出口日”庆祝会，以奖励对扩大出口贸易有功的大企业和个人：对未完成任务的公司毫不留情地追究责任，吊销出口执照。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一批大企业开始在世界范围崭露头角，此时韩国的大企业（大集团）开始以汽车、电子等高新技术为龙头，逐步向高新技术大企业发展，并向国际化方向进军。如1994年三星集团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动态存储器的生产厂家，而且进入世界500家大企业中的前50名。 　　从上述发展经历我们可看出，韩国的大企业和高新技术大企业是在韩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与美国高新技术大企业的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作为后进国在追赶先进国的进程中，面临自身市场机制不够成熟等问题，如果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市场来进行资本积累，其积累的时间不一定会很快，尤其还要面对发达工业国的竞争压力，因此政府的积极协调和重点扶植能形成整体和重点优势，这样才能有利于高新技术大企业的迅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