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灾难变成社会进步的契机

<b>   【世界经理人编者按】</b> 非典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突如其来的疫病,伴随着不确定性的传播与蔓延,携带着痛苦与死亡的惊惧,给世界特别是中国带来巨大震撼。在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直接挑战的同时,非典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正在努力使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变成社会进步的契机.

  传统习俗的更新

  5月16日的法国《欧洲时报》一篇题为《中国将擦去吐痰大国污名》的文章称,非典疫情让中国人开始反思随地吐痰的陋习。中国各地普遍通过立法定规,加大处罚随地吐痰行为。

  据了解,上海是最早就随地吐痰颁布法规的城市。早在1984年,上海对随地吐痰者处罚为0.2元;1988年爆发甲肝,乱吐痰一次被处以10元罚款;2002年4月起,乱吐痰的代价是50元;如今,面对非典,上海立法机构再对吐痰行为课以重罚--随地吐痰者最高可被罚款200元。除上海以外,北京、广州、深圳等全国很多城市都在纷纷行动起来,以立法形式,对长期以来见怪不怪的随地吐痰行为亮起“红灯”。

  包括随地吐痰、随地便溺、乱扔垃圾、不勤洗手以及当众挖鼻孔、擤鼻涕等种种不卫生陋习并不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顽疾”。家住北京虎坊桥的王宝清女士告诉记者,老北京人曾有许多良好的生活习惯,但在“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好习惯却被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批判,不洗手拿馒头,光膀子上公共汽车却成了“劳动者的本色”。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与国际惯例接轨,但一些植根于观念深处的陋习却难以根除。这次非典的发生,应该成为国人生活习俗更新的一副“清醒剂”。她说:“抗击非典是人类与疾病的一场斗争,也是人类同落后习俗的一场较量。在受非典疫情侵袭最重的北京,人们对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等不文明行为不再漠然视之,公共场所卫生环境明显好转。”

  近日,记者穿行于北京市一些不够宽阔的街巷--“白广路”、“新文化街”、“佟麟阁路”、“受水河胡同”、“头发胡同”等,欣喜地看到,这些地方都已打扫得干干净净。

社会公德的觉醒

上述种种陋习,虽多为个体行为,可其根源大多源于社会公德意识的缺失,这往往为病毒的滋生和蔓延提供土壤。许多人从检讨个人行为、关心自身生命出发,进而到关爱家庭,关注社会,社会公共意识大大增强。

  生活在石家庄的王先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不可否认,由于非典的烈性传染,人们之间的距离一开始曾被恐惧大幅度地拉开,但同时由于非典是一种为任何个体生命所难以抵御的“天灾性”疫病,只有公共安全才有个体安全,只有建设一个公共健康环境才有个体健康生活。人们很快意识到了相互勾通、彼此搀扶的重要性。从关注的目光、问候的电话、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中,人们也体验到了比平时更多的人情温暖。

  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大都有着这样的体验:同居一个楼道,甚至是门对门的邻居,彼此间却“锅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如今这一切正在发生着改变,社区邻里的亲情关怀体现得非常明显。家住北京西城区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邻居孟大哥近来曾不只一次地在自家喷洒消毒液,每一次都会友好地敲门,惠及他家。面对他的感谢,孟先生语无雕饰:“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危险当中,帮助你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在共同的灾难面前,社会团结意识和协作精神大大增强,企业、事业、团体、个人,社会各界自发地赞助、捐资,给予了抗击非典以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同时,各种社会关系也得以改善,其中最为明显的首推“医患关系”。过去,老百姓对医风建设提出过很多意见,但在这个特殊时期,医护人员冲锋陷阵,前仆后继,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段培君说:“现代社会的公德建设需要以职业操守的尊严为基础。这也应当是我们社会文明建设的一个切入点。

  在共同的灾难面前,人们对一些不道德行为的遣责尤为激烈。当确诊非典患者跑出医院逃回老家躲藏时,当不法商人借机哄抬物价时,当劣质口罩、假劣药品现身市场时,这些遗害社会、祸及他人的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引起全社会众口一辞的强烈谴责。

  段培君教授饱含感情地说:“社会公德的觉醒是危急关头的警醒,是非常时刻的收获,是平素我们努力多时也可能无法达到的界标。在生存与灾难的较量中,在对生命本体的关注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公共意识于是成为这座长城的组成部分。”

  生活方式的变革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民族,勇于反思、善于自省是推动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即使被专家视为最具民族个性化色彩的生活方式,面对肆虐的非典疫情,也在国人每一次反思和自省中发生着变革。

  当科学家们指出“引发sars的冠状病毒可能源自野生动物”的时候,喜食“山珍海味”、“奇珍异兽”的国人们,特别把猫鼠之类也当作玉馔珍馐并作为首例非典患者发生地的广东人,开始对“吃在广东”的传统饮食方式开始了自我检讨。而在北京,人们还对最具中国特色的圆桌式共餐形式提出质疑,“分餐制”开始在以全聚德为代表的老字号饭店餐厅亮相。这预示着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将整合融入更多现代文明的内涵。

  当卫生专家们警告“通风不畅、缺少阳光有利非典病毒传播蔓延”时,许多人对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城市建筑展开反思。一些建筑设计大师批评说,阳光普照、空气流通是阻断非典传染源的最佳手段,但不少城市为了“有效”利用土地,竟然降低了日照标准。他们认为,追求过高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与健康人居环境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会形成人口密集、空间堵塞、环境恶化。

  当保健专家们提出“多到室外进行体育锻炼,增强免疫能力,是防治非典的有效方法”时,一股体育健身热潮迅速席卷全国。众多习惯了乘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城市人,又重新恢复了骑自行车的“传统”。在北京、山西、黑龙江、辽宁、广东等省市,羽毛球拍、网球拍、篮球、足球、跳绳、臂力器、扭腰器等等体育健身器材持续热销。北京市场上,羽毛球拍、跳绳器具等体育用品甚至一度脱销。

  当有关研究表明“飞沫与近距离接触是非典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时,以电话和因特网为标志的现代交流手段开始备受青睐。网络教育、网络购物、网络办公、甚至网络婚礼,强势走进人们的生活。据统计,一些城市从非典疫情开始蔓延的3月份开始,网络业务和电话业务出现大幅度增长。北京通信公司4月份的利润比上个月增长了40%。

  非典促生出社会生活的变革趋势,并不排斥“人类与野生动物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的环保理念,也不会阻滞中国走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坚定步伐,而是揭示出中国人生活方式进一步向科学与理性的迈进,展现出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良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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