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拖数字电视的后腿？２

2015-09-29 19:56:17

<b> 【世界经理人编者按】</b> 《商务周刊》封面文章：谁在拖数字电视的后腿？

　　上海交大“食言” 　　2000年4月，清华将方案报请国家计委申请立项。当时国家计委认为这个方案是一个全新的方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同时也对这个方案提出了疑问，希望清华能把仿真和样机做好，因此并没有给清华立项。随后，清华开始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在2000年9月做出两个试验样机，而且进行了开路试验，证明方案可行。这一年12月，清华邀请国家计委、广电总局、信产局、科委等部门负责人召开了全国性的“dmb－t”咨询研讨会，向社会各界公布了清华的仿真结果。然而，国家计委虽然肯定了清华的仿真结果，但以方案不一定能够实现为由，再次拒绝给清华立项。　　同时，张文军所领导的总体组虽然也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但却一直以美国方案的改进为主，始终没能解决自主知识产权问题。不过，此前曾经在国内遥遥领先的总体组已经感觉到来自清华方面的挑战和压力，双方的较量开始升级。　　据吴佑寿院士介绍，国家计委为此找到清华，希望清华能够与总体组联合起来，共同研发出一个方案，并请吴佑寿出来给双方做工作。　　不久之后，吴佑寿院士把张文军请到了清华大学，与杨知行一起进行了联合技术座谈。3人在协商之后当场拟下了一个会议纪要。“在签字的时候，张文军表示自己完全没有意见，但是他要求回去给总体组的其他人看看，并承诺晚上签完字之后就把文件传真过来，结果那天晚上，吴佑寿老师等到了12点也没有收到任何传真。”杨知行对张文军的食言表示很不满，他告诉《商务周刊》，张文军后来打电话说不同意联合开发，因为总体组相当于国家队，而清华只是一个地方单位，国家队不可能和地方队进行联合。　　于是，清华向上求助于国家计委，但是本应在这个时候发挥权威作用的计委似乎并不想把自己牵扯进去，而只是在一旁继续口头敦促双方进行联合。计委此时的做法对清华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张文军并不希望与清华联合，而不联合，清华就得不到立项，拿不到经费，研发工作也就会受阻。　　2001年3月，在深圳召开的全国数字电视工作会议上，组委会正式把清华方案列为我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候选方案，并敦促各研发单位联合起来，同时还决定向全国征集更多的候选方案，并进行测试。　　翌月，国家广播电视标准化委员会受国家计委之托，公开向国内征集我国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方案，并收到了来自总体组、广科院、清华大学和成都电子科技大学4家单位报送的5套方案。随后的测试从当年的8月份一直持续到2002年的4月份。测试的结果是：在方案和样机的“一致性”上，清华方案没有问题，其他4种方案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不一致；而在性能测试上，5个方案都表现不佳。虽然基本上都实现了各自方案的性能，但距离成为国家标准还很远，与国外标准的要求相比也有一段差距。　　测试结束之后，国家计委对总体组的表现开始产生不满。一位在原国家计委工作过的发改委官员对记者说：“总体组做了很长时间，而且花了很多钱，却没能取得理想的成果，这让计委感到很失望。后来，国家计委逐渐开始不承认总体组，并冻结了总体组的资金。”据悉，国家计委随后还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即数字电视联合工作组，并任命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为组长。计委希望联合工作组能够在这几家单位的方案中联合出一个方案，以便给予支持。　　从2002年5月开始，工作组就在龚克的组织下进行联合工作。“总体组一直反对联合，所以工作组没有办法研究出一个联合方案。”那位发改委官员说。于是，工作组决定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来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测，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那么方案就不具有任何价值，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做下去。　　不久之后，4家单位分别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上交专利，由后者负责独立进行评估。4家一共交出了43项专利，其中有22项与标准相关。知识产权局把这些专利分成了四等，一等是基础性的，一等是不需要向国外交费的专利，另一等是需要向国外交费的专利，还有一等是实用技术专利。其中需要向国外交费的3种专利全部来自总体组，这意味着总体组提出的方案依然没有解决自主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局最后对方案逐一进行了总结，认为清华方案“是惟一一个不同于国外的方案，是由自主技术发明组成的，对国外交费的形式是乐观的”——或者说，找不出什么需要向国外交费的地方，它有可能形成阻挡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技术壁垒。而总体组获得的评价则是“一种在美国方案基础上的改进方案，它可以获相应专利，但是必须要向国外的基础专利进行交费，交费的公司分布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随后，知识产权局将报告分别送给温家宝和曾培炎。当时，虽然发改委负责数字电视的领导小组组长是曾培炎，但是具体负责人是时任计委副主任的张国宝。张在认真看过报告之后批示：“要以清华方案为基础，融合其他方案的优点。” 　　不久之后，发改委召集联合工作组开会，向与会者转述了以清华的多载波方案为基础的领导意见，并暗示总体组的单载波方案的失宠。在会上，张文军声明自己同意多载波方案，但是希望工作组不要枪毙掉单载波方案，而是作为一个备用的方案，他甚至表示可以不向国家要钱。　　但几天之后，张文军开始向国家领导人写信，并得到了一个中性的批示：“酌处。”这让国家计委再次踌躇起来。　　中国工程院的“调和”及清华教授的愤怒　　2003年年初，发改委决定委托中国工程院对清华和上海交大这两个方案进行性能评估。中国工程院以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主任陆建勋院士为评估组组长，组成了一个由40人组成的专家评估团，并在2003年春节过后进行了严格测试。但在清华测试之后，上海交大以自己的两套样机出现故障为由，申请延迟一周检测。这时，工程院请求清华做出让步，即同意张文军回去再拿两套样机，清华最初表示抗议，但随后还是做出了让步。　　一星期之后，张文军从美国调来了一套与一周前完全不同的样机，并进行了测试，但是结果仍不理想。不过，中国工程院专家组此时给出了一个调和的评估：“两家方案都有很大进步，并且都有自主知识产权，但需求不明。” 　　“当时我在会议上说，我们都是体操运动员，我们都苦练了多年，现在国家要选一个去参加世界比赛，而且在比赛过程中，规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则程序，然后我们在台上做完了一套规定动作，对方却说因为生病而不能进行比赛。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合理、不正当的竞争。”提起这件事，杨知行愤怒地对记者表示，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某些强大的压力已使这次本应公正的测试变成了一种并不公正的“游戏”。　　“清华不是弄不到钱，当时国外至少有15家风险投资商想要投资，但是我们一个也没有接受。”杨知行反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要国外的资金，而非要从发改委的项目立项中申请经费呢？是因为这个标准牵扯到中国上万亿的市场，是新世纪里一个重大的产业转机，如果我拿了国外的钱，那么未来就会受到国外资本的牵制。可是现在国家却不支持我们。我们一直在勒紧裤带等发改委的经费，从2000年一直等到2003年。” 　　杨知行强调，如果想赚钱，早就把专利卖了。在他看来，自主标准是阻挡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一道技术屏障，而中国要想从一个电视机生产大国转变成一个强国，要想自由发展、自由生产，必须实现标准的自主化。　　评估不了了之以后，发改委再次提出，希望清华与上海交大能够自己在底下联合起来，并希望清华做出一定让步。“当时，我们提出可以不打‘清华’旗号，或者不完全采用清华方案也行，但是要声明清华拥有标准的核心技术。甚至我们让步到只要能够联合，知识产权也可以分享。但是上海方面还是不同意，还是要求进行自由竞争，这让我们哭笑不得。”在杨知行看来，现在再提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每个选手水平的优劣已经很清楚，只是没有好裁判。　　2003年9月，发改委又委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邬贺铨组织了一个“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研发组”，并决定投入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充满合作”的项目里最终融合出一个方案来。据杨知行介绍，现在项目组正在做仿真阶段，并对知识产权做评估，争取能够在年底以前初步制定一个方案。　　“今年年底是一个关键时候，因为现在有线传输这一块，欧洲dvb-c来得很猛。在地面传输上，包括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在内，加起来一共有12个城市已经开始试验dvb标准。”杨知行强调，如果今年年底再不出来，厂商和运营商将会对中国的自主制定失去信心。　　“现在，电视机厂商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数字电视战略，不过由于没有标准，他们不知道应该往哪里投，”他说，“现在不仅仅是研发单位着急，运营商和厂商也着急。” 　　据悉，在去年8月，清华曾召开了一个有24家企业参加的数字电视研讨会。在会上，许多企业都呼吁务必要尽快地确定中国数字电视标准的路线，否则不但会丢失整个产业，连中国的市场也会丢失。随后，这些企业及单位还联合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倡议书，并上交至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不过，信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为此，70多岁高龄的吴佑寿院士也在不久前给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发出呼吁。“我这次写信就是希望国家采取措施，刹住现在的势头，无论如何要尽快出台自己的标准，不要再把这件事拖下去，否则会影响这个行业的发展进程。起初，国家只是说要在上海、广东等个别地方试点，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在想，数字电视是我们占据一个行业领先位置的一个机遇，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主动权。”吴老对记者坦言，他担心采用国外的标准，可能会造成一种“越学越落后”的局面。　　“高交会”谜团　　尽管杨知行声称比试已没有意义，但还是有南方媒体报道，清华与交大的两套方案在2003年10月12日深圳高交会上再次进行了直接的比试。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报道说清华方案基本以失败收场，而上海交大方案也不尽如人意。　　这一报道终于使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清华再也坐不住了。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助理赵劲松对《商务周刊》说：“报道严重不符，我们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而杨知行则生气地说：“这纯属造谣。” 　　据记者多方了解，在深圳高交会开馆的十几天前，深圳市有关部门曾组织清华和上海交大召开了一个三方内部会议，主要是研究怎么协调双方展览的问题。在会上，上海交大提出要在高交会上进行两家对比测试，但清华以没有中间人和测试规程为由表示反对。清华认为发改委已经成立了工作组，并且确立了仿真和研发程序，因此没有工作组参加的测试作用不大，并将此事上报发改委。发改委随后指示深圳方面不能做对比测试。于是，双方表示同意不测试，只是进行展示，为深圳高交会增加亮点，而且演示的方法也可以不尽相同。同时，各方也都就不向外界做测试为题的宣传达成共识。因此，并无对比测试的消息从深圳官方传出。　　杨知行称，在高交会上，清华也曾经邀请了一些深圳媒体，其中包括那家报道过他们的媒体，但是他们当天并没有到展位去过，而且清华和上海交大也相互到各自的展位上进行了参观。　　“清华主要考虑的是不愿意向媒体说话，一开始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在媒体上发出声音，结果得罪了许多媒体。”杨知行说。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也提到，清华受上级领导的指示，不允许随便对媒体发言。　　据悉，以前清华在回应媒体批评所发出的声音大都是清华同方所进行的炒作。为此，清华还与同方划定了关系，并公告清华同方不是清华数字电视项目组的研发单位，只是和长虹、tcl一样的合作伙伴。　　据清华大学数字电视项目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兴军表示，清华已经做出了三轮样机，三轮芯片，并在工厂里做成了一体化数字电视机，但很少对外宣传。　　然而，清华的“沉默绅士政策”虽然使自己保持了声誉，却也令自己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2001年，当时的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把清华方案定名为“中国数字电视的研发定点”，第一次向国际电联提交了这个文件，并在自主知识产权上获得了国际电联的认可，还压倒了日本提交的方案。随后，国际电联组织了一个有76个国家参加的小组，跟踪清华方案的进展。这使清华方案在就职于国际电联的华人官员的帮助下，有希望作为国际电联第3个标准。另外，巴西由于专利费过高问题而放弃在美国、欧洲和日本3家中选择标准之后，曾经找到中国。巴西总统卢拉上台之后，希望效仿中国做自己的自主标准，并呼吁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联合起来，建立新的国际标准。　　但是回国之后，发改委对此事提出异议，指出清华在国内标准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就擅自推向国际是一种不当行为，要求清华不能参加2002年的会议。结果，正是在这一年，日本方案获得了通过。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如果能够成为国际电联的指定标准之一，我们就会创造新的市场。但是我们没有被许可。”杨知行遗憾地对记者说。　　在这个遗憾的同时，“狼”便真的来了。就在清华和上海交大还在展示各自标准方案的当天，同一个会场里，摩托罗拉在全球范围内首次隆重展示了以数字电视为主，辅以厨卫电视、车载影音、楼宇可视对讲机、广告机四类产品的一系列资讯家电产品。在高交会开幕前一天——10月11日，摩托罗拉与唯冠公司（emc）在深圳达成协议，后者负责生产及分销一系列摩托罗拉数字家电，并将摩托罗拉家庭组网经验带入市场。产品计划于2003年年底开始分步进入市场，并将逐步遍及全球各地。　　把目光投向这一“新的传统领域”的跨国公司，不只是一个已有30多年没有涉足电视的摩托罗拉。9月25日，美国it巨人戴尔也宣布放弃手机业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向市场推出戴尔牌的纯平彩电。戴尔还向三星、lg等韩国厂商提议，以oem方式供应电视。随后的几天，惠普也宣布将推出自己的电视机。最近一个加入电视业的是韩国现代集团。该集团综合商事株式会社社长朴源珍表示，现代将在中国贴牌生产彩电、dvd等家电产品。　　跨国公司们的嗅觉是敏锐的，世界各大电子制造商纷纷进入数字电视领域，足以说明这个潜在的市场机遇有多大。现在，他们已经磨好了刀。正如美国泰克公司视频产品部经理多德·毕德尔所言：“一切商业计划的启动，都有赖于中国数字电视标准的启动。” 　　这些巨人们的出现使国内企业对中国数字电视市场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传统电视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以至于它们只得一次次打价格战，或者搞多元化，一会儿做pc，一会儿做手机，现在又在做汽车，但中国的家电企业却始终逃不脱低水平重复制造的命运，并在几乎所有的关键技术和标准上受制于人。”德国scm公司高级经理chu king for先生对《商务周刊》说。这位在中国做家电贸易生意的新加坡人熟知中国企业的痛苦，“现在这个行业终于有了一次跃迁和打开新的大市场的机会，它们本来拥有一个创造性破坏旧格局的可能，它们的技术也已经具备，就等标准出台。但是，能够等待的企业并不多。” 　　据悉，长虹、康佳等大企业早已有了一揽子的数字电视战略计划，其中大约有30%～40%的机顶盒和数字电视机产量销往海外。但是，更多的企业却力不从心，如果没有订单，他们将无计可施。　　中国并不总是输在技术上。多年来，当我们目送一个个别国标准走进国际电联时，中国自己的标准却总是受累于各种羁绊。为了一个标准，我们已经花了几十亿，动用了大量人力，耗费经年，却依旧在起跑线外做着预备动作。显然，市场本身的效率不会留给我们太多时间，一旦我们选择内耗，那么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标准。

来源：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