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障碍与超越

2015-09-29 20:00:54

国有资本、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三架马车将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其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将日趋激烈。然而，要在中国市场展开公平合理的竞争，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不约而同地遇到了“市场准入”问题。wm框架在相当大程度上为外来资本的市场准入扫清了障碍，相比较而言，“生于斯长于斯”的民间资本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却仍然面临着诸多障碍。

　　一、市场准入的释义

　　在我国，一般提及市场准入，仅限于工商、法规等制度性约束，甚或只限于工商注册管理，并将市场准入与市场准入制混为一谈。实际上，市场准入和市场准入制是不同范畴的概念。市场准入制是指由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法律政策，对申请人是否具备市场主体资格并有能力从事经营活动进行审查核准，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及其经营事项和范围给予批准和许可的一系列具体制度，仅仅强调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体现的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市场准入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不只是行政部门的监管问题，指的是监管者对欲进入市场的主体或客体(产品)进行限制。在wto框架中，则指一缔约方允许其他缔约方的货物、服务进入市场的程度。除去欲进入市场主体本身的因素外，任何影响该主体进入市场的客观因素都应当归于市场准入问题，例如资本准入(如公司法的规定)、程序准入、技术准入、意识准入、体制环境准入等。

　　如果以市场准入制的讨论来替代市场准入，则不仅是概念误用的问题，在实践中也将引起极大危害。其一，市场准入问题的出现，是一国经济向市场化和适度自由化过渡转型中的必然现象。对其讨论的目的是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破除各种人为准入障碍，为各个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宽松环境。而假若换之以市场准入制或狭义市场准入概念，则国家的行政管理功能必然被大大强化，极有可能导致国家部门在“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经济秩序”等幌子下面为不同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设置更多障碍。其二，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上对行政力量的敬畏，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似乎民间资本的准入障碍也无非是来自于过度的行政干预。实际上目前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障碍绝不止如此，社会的财富观、等级观等旧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广义看，民间资本自身发展所需的诸多条件的获得也面临层层困难，将这些问题并入市场准入中讨论，可以全方位理清现阶段中国民间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市场进入障碍，对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也更具指导意义。

　　二、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障碍的探析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是建立民营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二是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参与资本运营。中国金融业已经历了20几年的改革，国有银行改制基本完成，各类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登台，外资银行允许在今后五年内逐渐扩大业务，却始终未对民间资本放开市场，没有系统建立起一个非国有经济的投融资机制。目前国内真正意义上以民间资本为主力的银行只有民生银行一家。在广大农村，地方企业发展需要贷款，农民生产需要贷款，而正规的融资渠道单一，不少地方的农村信用社甚至早已奄奄一息。一方面是农村金融出现“空洞”；另一方面，大量充裕的民间资本却缺乏进入金融流通的正常体制，只能以“高利贷”、“非法集资”等灰色形式进入地下金融市场。在资本市场领域内，作为民间资本主要载体的众多民营企业，为进一步发展需要改制上市，主板市场的资本准入和程序准入要求使得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望而却步，创业板市场又迟迟未建。因此，民间资本以独立资格入市尚面临着最直接的市场准入障碍即规则上的限制。

　　在非金融产业的市场准入方面，目前我国的市场准入格局仍然是国有资本、外资、民间资本的先后排列顺序。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外资有62种，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在市场准入的行业分布方面，制造业和传统的服务业基本不存在准入障碍，而新兴的服务业和一些传统垄断行业依然排斥着民间资本的参与。近年来甚至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在某些领域，国有垄断资本和国际资本频频合作，却唯独不与民间资本联合。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民间资本面临着一系列观念、政策和体制上的准入障碍，国内除东部沿海部分省市开展试点之外，大多数地区的基建投资仍然将民间资本拒之于门外。即便像北京这样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政策也较宽松的地方，2001年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民间资本只占当年民间资本总投资额的7%，其余都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在民间资本充裕的东南沿海，“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是当地重要的发展模式，贸易领域无疑是整个经济的关键环节。但是，几年来的外贸体制改革并不尽如人意，一边是国有外贸公司资不抵债，苦苦挣扎；另一边，众多的生产企业却因没有外贸许可而出口无门。进出口权分配的所有制性质歧视，严重阻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和投资实业的积极性。

　　通过对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现状的描述，我们可以将目前存在的准入障碍分为如下几类：

　　1.资本准入障碍。我国公司法对不同性质公司的设立规定了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对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资本要求分别是10万、30万和50万元；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是1000万元(无论上市与否)。总的来看，这一设立门槛偏高，与我国民间资本发展的实际程度不相符。

　　2.程序准入障碍。民间资本欲进入市场，必须赋之以一定的形式，或设立公司，或通过合同进行投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除《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明确规定的程序要求外，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另有一整套的运作规则，由于不具备国有资本的强势背景和外来资本的优惠政策，民间资本在获取程序准入时往往付出巨大的额外成本。

　　3.技术准入障碍。各种行业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规则是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措施，民间资本当然也要五条件地服从。限于民间资本的自身缺陷，某些行业的技术标准的确难以企及。但现在主要问题在于具体行政活动中的公正性，不少地方相关监督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随意歪曲尺度，对不同性质的企业施以不同标准，严重挫伤了民间资本投资产业的积极性。

　　4.意识准入障碍。中国的某些传统思想与近代外来信仰的融合，交织成了现代社会国人独特的财富观念和等级观念。这种观念形成了巨大的预期障碍，使得民间资本面对广阔的市场却步不前，甚至有些资本流向境外。

　　5.体制环境准入障碍。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整体环境还有待改善。诸如垄断部门的不正当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社会信用缺失、政府配套体制落后等问题，都是阻碍民间资本顺利进入的外生性因素。此外，根据产业发展规律，传统制造业、商业等领域的厂商数量已经饱和，相当部分的新兴行业又是以国家垄断的形式经营，禁止民间资本进入。

　　市场准入秩序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市场主体、市场进入规则和制度、市场进入控制力、其他影响因素(人力资源、信息、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说，市场准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视角去理解。在上述五大准入障碍中，市场主体即民间资本拥有者及其竞争者的作用较小；资本准入、程序准入和技术准入归为市场进入规则和制度，是民间资本准入的重要障碍；市场进入控制力包括各种行政、法律和经济调控手段，实际上是进入规则和制度的具体实施；意识准入和体制环境准入合并在其他影响因素中，成为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根本性障碍所在。

　　三、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障碍探因

　　中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产物，是东方传统与世界经济文明接轨的产物，是国家力量与市场经济主体自然发展至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有其特殊原因。

　　1.非完善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准入障碍。目前中国市场的许多领域仍属于政府主导型，政府或者国有资本拥有者掌有充分信息，民间资本则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交易一方。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公信力的极大损害和社会信用体制的缺失，民间资本在进入自己不熟悉的市场时，常常会因此蒙受损失，长此以往，即便是政府明令放开的市场，民间资本也无心经营，更妄论未解禁的市场。如此，则不仅造成了社会心理意识方面的准入障碍，更加剧了体制环境的准入障碍。信息不对称对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另一影响在于程序准入。我国的市场准入程序颇为复杂，除相关法律的规定外，各个具体行政部门另有规则。在程序准入中，国有资本因为与行政部门同属国家而有天然优势，对外来资本国家则有明确而简化的准入手续，只有民间资本要独自面对复杂的法律条款和各层人事关系，为获取程序准入方面的信息往往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

　　2.二元经济传统对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障碍的影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有着深厚的二元经济传统。在这一典型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民间资本始终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反是外来资本和买办资本支撑着中国近代的工业化。从某种角度讲，当前的经济环境与当时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如何改变民族资本在外来资本和国家资本夹缝中的弱势地位，仍然值得深思。中国二元经济的产生，伴随着浓重的封建色彩，却又排斥民族资本的发展。由于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民间资本有着诸多先天不足的缺陷。此外，由于社会中长期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两个发展水平迥异的部门，滋生于“传统”部门的民间资本在进入“现代”部门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意识形态、技术水平以及市场准入手续办理过程中个别人的“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阻碍，民间资本要顺利地进入政府主导型的市场，不得不付出更大努力。

　　3.政府目标定位对市场准入的影响。理论上，企业市场准入的政府管制，应当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为，但事实上，政府管制可能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也可能是以集团利益为目标。从前述民间资本在各个市场的准入情况看，政府可能更多地考虑了某些集团的利益。目前对民间资本开放的大多数领域是传统制造业、服务业或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新兴行业，其行业平均利润率不高于社会总行业平均利润率。在那些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业领域，基本上仍是国家垄断的局面。仅从狭义的准入管制来看，现阶段我国的市场准入政府管制行为，仍是由中央一级的政府部门来决定对某一行业进行市场准入管制，由中央政府部门下属的行政机构来执行具体的管制政策，而被管制的该行业的各个企业，在隶属关系上又很多是这些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这样，所谓的市场准入管制实质上是自己管自己，很容易形成“政企同盟”。在某种程度上，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相当部分阻力来自于有关部门的各种寻租行为。

　　四、克服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障碍的思路

　　1.放宽行政约束，为民间资本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资本要公开、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支持和调节。要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进一步开放非公有制经济投资领域，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应该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从事生产经营；凡是外资经营的领域，都应向民间投资开放。为此，应当积极改进政府的管理工作。各级政府都要把促进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本着积极引导、热心服务、依法监管的原则，采取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民间资本健康发展；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程序，提高效率，尽快建立民间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制度。

　　2.解除金融财政约束，促进金融财政与民间资本的结合。一是政府可直接出资注入某一项目，吸引民间资本参与；要加强国债投资与民间投资的融合，鼓励民间资本采取联合、联营、入股等方式进入国债投资的基础设施领域；二是为部分民间资本提供贴息，以较小的代价调动数额巨大的闲置资金，提高民间投资的收益率；三是对于一些风险高的行业，财政可出资组建担保基金，为民间资本介入这些行业提供有限担保或全部担保，以分担风险；四是建立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一方面要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上市筹集资金，利用直接融资手段，进一步壮大民间资本实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并在运作中以支持成长型民营中小企业为主要对象。④要大力发展私募基金、民营风险投资基金，尽快出台《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同时，要大力推进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规范股权交易行为。

　　3.消除社会环境约束，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应当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一是加强投资硬环境建设，花大力气改善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二是优化投资软环境建设，进一步完善与投资有关的土地、户籍、就业、税收等法律法规体系；三是大力推进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着力建设信息咨询、市场中介等服务机构；四是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同时，强化社会信用文化的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o:p> </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