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显然十分在乎自己的最新长篇《正午的供词》，他在本书后记中甚至将其认为是自己30岁之前的代表作品。面对小邱的这种自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残酷地说，邱华栋的这部耗时两年的小说根本没有超过起码的及格线——既没有超过文学作品的及格线，也没有超过一部畅销书应有的及格线。他对于所谓“繁复的美学”（这是90年代中国文学最土的、智商最低的追求之一）的盲目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所潜藏的企图一次性“完成”的野心与其实际的才力显然不成正比，而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邱华栋的这部小说显得十分苍白，甚至缩减成了各种刻意炮制出的信件材料的混乱叠加，而其在贯穿材料时，甚至就是在炮制这些被他称为“各种文体”的信件材料诗歌档案日记时更是充分暴露了其在叙述上的无能为力——我简直不知道小邱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他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已经下滑到文学青年的水准，他对情节的安排和小说节奏的控制能力同样令人失望。
我个人认为，邱华栋的令人失望与他的浮躁心态和建立在这种心态上的野心密不可分，而这种野心又同时包含了相悖的两个方面，即市场野心和文学史野心，他一方面设置了一个媚俗的（甚至可以说是烂俗）的故事构架：年轻有为的国际级大导演杀死了他的美貌妻子——一位被他一手捧红的国际影星；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所谓“繁复的美学”将这一烂俗的故事指向人性的终极。媚俗与媚雅交织在一起，想成为公众知名作家的梦想与想戳在经典文学史上的双重烂俗梦想交织在一起——而结果呢？《正午的供词》成了一个四不像的怪物，成了邱华栋自己的供词。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要么你去写畅销小说——那就请你放弃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就像西德尼.谢尔顿，就像金庸古龙，甚至就像痞子蔡，就像写《混在北京》的黑马，就像二月河，但是，请不要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要么就老老实实地从事文学艺术的探索，寻求艺术本身的最大可能性，但是，请不要指望籍写作本身成为公众明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抉择，却绊倒了很多貌似的英雄，既不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己搞的是媚俗的大众文学，又没有一个良好的艺术，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太多了，尤其是在北京。
我素来以为，文化的北京是一个最大的染缸，如果身在这个城市的写作者不能和这个城市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么他将根本无法挣脱媚俗和媚雅带来的利益上的至少两者选一的诱惑，甚至交织着的双重诱惑，那么他将根本无法逃脱成为一个四不象的文化傻逼的命运。与邱华栋相似的还有另一个北京青年作家丁天，我几乎是亲眼目睹着他从一个被王朔夸着的文学青年，一个小有名气甚至被看成是北京小说的希望的年轻作家滑向一个以写恐怖小说为招牌的畅销书作家的全过程，在这期间，丁天曾经有一个《玩偶青春》时期，我觉得那个时期的丁天和当下《正午的供词》时期的邱华栋十分相似，又想当大众的婊子，又要立文学的牌坊，不同的是，《玩偶青春》脱得更彻底一些，除了丁天的“嘴硬”之外，已经完全是一部媚俗的迎合市场的东西，因此也更具可读性一些，而《正午的供词》则处于羡慕婊子挣的钱多，也想摆出副招徕客人的姿态，却又坚决不脱，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良家妇女，不但良家，而且还穿得格外多起来，以体现自己具备“繁复的美”，因此也就连起码的色相都没有。更巧的是，邱华栋和丁天都是北京年轻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一个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之一，另一个被称为是“70后”的“领军人物”，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给了他们这些称号的评论家们，还是对于文化的北京，都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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