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民间
盘峰论争之后，一个迫切需要解决和澄清的问题就是：民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作为在盘峰诗会上被简单指定后来又被传媒粗暴认定的一个词——“民间立场”，既然已经被约定俗成，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另外找一个命名来加以替换，我们需要而且必须做的仅仅是对“民间”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
在这种背景之下，“民间”显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在底层或者在广泛的民众中间的意思，所以人民大学的程光炜教授大可不必挖空心思地在这个词语的原意上做文章，说什么民间立场是重提为人民写作云云，所以另一些人也没有必要或者是别有用心或者是无知把“民间立场”的写作说成是“第二次民歌大跃进运动”。相反，“民间写作”的内涵中恰恰包括有对“为大众写作”和媚俗写作的反抗，只不过在当下的先锋艺术领域，这种反抗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更为迫切的反抗则是对“媚雅”、“知识分子”以及“学院”的反抗，正是在这样一种不约而同的反抗之中，才形成了盘峰论争之后的“民间立场”阵营。
但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我们所追求的民间性，最终也不是体现在一个所谓的“阵营”上，对于一个艺术者而言，“阵营”是靠不住的，对阵营的依赖必然会发展为对“团伙”的依赖，而这必然导致在艺术上丧失自由和独立性，反而走向了另一种“秩序”，走向了民间的反面。所以，民间绝对不是一个具体的营垒。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生存空间。
那么“民间”一词到底指向什么呢？我以为——民间应当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首先体现为对任何现存秩序的反抗，尤其是对现存文化秩序的反抗，这也正是“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和“学院派写作”的根本分歧所在，前者反抗并试图摧毁任何现存的文化秩序，并永远居于文化和文明的背面，而后者则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融入秩序之中，形成秩序中新的一环，并试图让所有人都臣服于他们的秩序之下，程光炜教授因此还炮制出一个“明灯”理论来，要用知识分子和学院的光芒来照亮一切。所以，在当下，这种反抗的具体形态自然是对那种智识阶层引以为自豪的“雅”的反抗，自然是对知识分子情结以及在这种情结下媚雅写作的反抗，自然是对学院写作乃至学院本身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天然的，发自身体内部的，一些诗人用一篇篇论争文章投身于战斗固然是一种反抗，而另一些诗人则以他们的写作本身加入了这种反抗之中，我认为这两种反抗同样至关重要。当然，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及的，大众审美心理和大众文化同样也是一种既定的腐朽的文化秩序，所以对“媚俗”的反抗同样也是“民间”精神的应有之意。
什么是伪民间
其实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个提法更像一个伪命题。
如果我们真的要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来展开讨论的话，我也希望这个词所针对的不是“民间立场阵营”中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事实上这种针对毫无意义，因为这个阵营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在于知识分子正面交锋时，也许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个阵营，但当这种对抗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一个常识，成为一种个人内心选择时，阵营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如此，作为“肃清”而用的“伪民间”一词是不是也该寿终正寝了呢？而“肃清”本身恐怕也不是一个良好的心态。
所以我倾向于把“伪民间”当作一个针对我们每个人自身的概念。即我们是不是该扪自问，我们真的能够完全摆脱传统和文化的阴影吗？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时也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秩序？我们是不是也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打击异己？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某些标准视为唯一的绝对的标准？当我们创造力衰退的时候会不会用“文化”来做吓人，来遮羞？当我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承认（比如学院的承认、国际的承认、文学史的承认）时，我们会不会背弃最初的艺术动机和先锋理想，会不会在某种文化策略的指引下写作？
我想，这些都可能存在甚至已经存在于一些被认为是“民间立场”者的诗人们身上，甚至可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深深存在着“伪民间”的阴影。
那么，当论争已经进行到更深入处时，也许我们更应该进行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斗争了，也就是自己的“民间”理想与自己身上非民间因素的斗争。
顺便在此提及的是，韩东在他的《论民间》一文中首次提及“伪民间”的概念，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但他所列举的那几个“民间”人物的典范，如食指、王小波、胡宽等，我认为他们其实都不具备自觉的“民间”精神，韩东或许忽视了一点，“在民间”和我们所说的“民间立场”不是一回事，不被文化秩序接纳与自觉的选择“民间”精神也不是一回事。
重视80年代的传统
2000年8月到南岳衡山参加民刊《锋刃》发起的衡山诗会，对我来说，感到很新鲜。因为以前参加的诗会都是很学院化很精英化的，而这次非常民间化和江湖化。正如有的朋友说的那样，是一个江湖大会。这种感觉非常好，很适合我的性格。坦率地讲，我觉得我性格中的江湖气很多，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会对那些所谓知识分子和学院派的东西本能地反感和讨厌。
90年代以来，很多诗歌写作者和研究者在谈及80年代诗歌时，普遍地对其江湖气和草莽习气感到不以为然。但我到觉得，这种江湖气再草莽，再乱成一团，也比那种充满森严的文化气息的学院气要好。对于诗歌而言，后者往往会使其变成一具具文化尸体，而一些所谓的诗人在上面不厌其烦地爬行着。而前者，虽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其中包含着的生命爆发力和前赴后继的实验精神却同样显而易见。而这两点，正是诗歌写作中的最可贵处。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一些人往往刻意放大80年代的草莽气息，而无视80年代的一些重要诗人在诗学上的重大贡献。尤其是一些长期身在学院的批评家，对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比如陈小明，他认为“非非”就是胡闹。对于他的这一判断，我真是感到遗憾，不是为“非非”，而是为陈小明先生的武断、粗暴和对真正价值的视而不见。
在我看来，无论是在诗学意义上还是在文本意义上，非非主义的出现在当时都具有革命性。试想，在80年代中期那么早的时候（新时期才开始了几年），“非非主义”就自觉地提出了“反文化”的美学主张，同时自觉地发现了“语言”本身的重要性，现在看来，这两者都是具有革命性的，“”反文化”的革命性不言而喻，而对“语言”自身发现的革命性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但正是这一发现，使人们意识到“语言自身可以生成诗”，而不用借助于什么抒情、什么传统的诗意、什么“诗言志”、什么“承担和使命”、什么“诗人的良心”来构成诗，对语言的发现正是对传统的吟咏、抒情等的消解的开始，这是对传统的审美趣味的消解的开始，正是对传统诗意和诗歌方式的消解的开始。而这，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反文化”精神在诗歌中的具体体现的开始。十多年之后的2000年，当我在《下半身》发刊词中提出对抒情、对传统诗意等的瓦解之后，诗坛的一片谩骂之声真是令我惊讶，因为这些，早在80年代，在“非非主义”那里，就已经是一种常识，我不知道这十多年来，这些人看诗的眼睛都长到哪里去了？
而与“非非”同时并齐名的“他们”诗派同样在这两个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在80年代几乎成了一句响彻人心的口号，而“他们”诗人的日常写作和对崇高的消解其实也正是“反文化”向度上的又一具体体现方式。与此同时，“莽汉”诗人已经开始了用身体对抗文化秩序的初步的尝试，虽然没有完全的理论自觉作为引导，但终究是身体性在汉语诗歌中的初露端倪。
所以我认为，80年代的革命性集中在以上这些方面，尤其是在“”反文化”“反传统”上，而80年代给我们留下的传统，也正体现在这些方面，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非非的“反文化”自觉和“语言”自觉，他们的“反崇高”自觉以及莽汉的“生命性”和“身体性”的初步流露。
从80年代的“非非”、“他们”、“莽汉”到90年代的伊沙等具体诗人的努力，到今天我们“下半身”诗歌群体的诗学追求，其内在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的，而这种传承关系，在90年代，却被腐朽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学院写作遮蔽了整整十年。时至今日方能隐约看清。
所以，我们要想使我们的时代在诗学上有所发展的话，首先就必须尊重和重视80年代的诗歌传统。我们根本不用与我们祖先的古汉语诗歌传统接轨，我们也不用绞尽脑汁去与什么西方传统、国际传统接轨，我们真正需要接轨的，就是80年代的当代汉语诗歌的传统。
关于下半身的几句题外话
其实本没什么可说的，该说的我早就在《下半身》创刊号的发刊词《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说得很清楚。
但在网络诗歌论坛中，当一个名叫敬文东的所谓评论家煞有介事地发表意见，认为“下半身”无非就是写“性”，甚至还更煞有介事地声称“下半身”们写“性”没有米兰·昆得拉写得好时，当一个叫王敖的言必称臧棣的学院马崽自以为幽默地将“下半身”写作说成是“腔肠写作”时， 我真的觉得我有理由鄙视这些人的智商；同时我又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进行诗歌写作对我来说简直有智慧和身体上的双重优越感；同时我还觉得，我们“下”得还远远不够，在反文化、反经典和从肉体本身出发的诗歌写作道路上走得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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