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烈图景 朱镕基决心排雷
广东引爆
1998年11月底，各省部级一把手齐刷刷地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罕见的金融研究班，当时的口号叫“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大有大战在即的气象。
城门失火，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民间，甚至连臭豆腐卖不动了、剃头拔牙的人少了，都一股脑地归罪于亚洲金融风暴。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烈图景震惊了我们，也惊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就是那么固若金汤吗？如果说此前对金融动手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1998年举国上下显然获得了共识。
1998年6月21日，海南发展银行在岛内的141家网点齐齐关闭，宣告沉没。
以此为发端，5年里金融圈内几乎尸横遍地，家家有份。
屡屡作奸犯科的信托业被整体性地脸上刻字，而广东则成为重灾区。
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强行关闭，次年1月10日，宣布申请破产。当天，香港《经济日报》社论标题一片肃杀气象：“朱铁面击破广信神话”。
2月4日，26名全球投资基金代表来到广州，与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岐山——他被外界视为朱镕基决心排雷的先头兵——讨价还价。2月9日，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说，“当金融方程式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但海外债权人关心的是偿还问题。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对此发表意见：“我想，今后不会有去年的金融机构破产，也许就没有了。但前提是各个债权银行不要逼债，不要逼他们提前还贷款；你逼急了，他就只好破产。
如果大家坐下来按照国际惯例谈一谈，采用资产重组、注资、债权变股权等办法，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你的债务也能得到赔偿，他也用不着破产。”
这番话是说给海外投资人听的。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本次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它表明中国的金融机构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铁律，政府不再对国有金融窗口公司所欠外债承担无限责任。
在此后的操作中，广东2000多个早已资不抵债的金融单位及其分支机构悉数消亡。当时，学界评论说，此举一方面“实现了金融安全区的构划，保住了广东省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可视为国家信用体系在中国的终结。
作为余震，2002年6月7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在业内，该公司号称皇子皇孙，隶属财政部，曾连闯327国债案、长虹配股事件、东方电子事件而大旗不倒，却不料最终栽倒在银广夏财务造假案上。
引爆显性地雷后，中国金融业继续在“降低风险度”的旗帜下前进，大破而小立。
惜贷拯救不了银行
不良资产的旧伤如此之深，显然成为1998年后银行家们的殷鉴。现在，他们普遍实施的是放贷责任终身制。也就是说，经手人不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依然难逃职责。
它产生了什么后果呢？一位基层信贷员说：“我可管不了8%，我为你保8%，然后你把我扔到监狱吗？”
银行内部则流传着一个笑话，说要警惕“穿高级西装者、出入大酒店者、带小蜜者”，因为这类人看起来更像个骗子。
银行家看所有人都像骗子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就好过不到哪里去：银行总得放贷赢利啊。经济学家宋国青说得好，银行“想给身体输液，却找不着扎针的地方”。
扎针的地方不多，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结果“杨白劳”与“黄世仁”大眼瞪小眼，彼此抱怨。
但学者李扬对此表示欣赏，理由是“银行承担不了拯救市场的责任，因为它本身就是被拯救的对象”。
所以银行家口里喊着“保八”，也是在商言商在先，在商言政在后。
这个现象向好里说，是银行越来越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了，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了。但是这个越来越像，指的是它的约束机制，问题是，只有约束机制而缺乏激励机制的市场主体依然值得忧虑。
1.4万亿不良资产悬念
看起来银行首先面临的问题还不是激励机制问题，而是化解巨额的不良资产。
1998年的春天，每天早上大约7点半，国家经贸委的大门边上就停满了来自各省市的小轿车。8点到了，他们蜂拥而入，直奔债转股办公室。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4月2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挂牌，使命是处理中国建设银行高达2000亿的不良资产。此后长城、东方、华融相继成立，一年后，1.4万亿不良资产易位。四公司“把债权转股权、企业重组作为开展资产处置工作的突破口”，所以各地谋求债转股的就把它们当作突破口。
作为拥有大量低效率国有企业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的银行重组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单一的银行重组，而是与企业重组二合一的“银企重组”。因此，此次动作就具备了很强的制度意义，被认为是国企改革主战役。
在学者张春霖看来，如果把“扭亏为盈”作为债转股的政策目标，又把“债务负担”作为政策依据，陷阱就产生了。
比如说，一个企业资产是100万，负债率是100%，交付利息之前赢利能力是3万，银行利率是5%，交付利息后亏损2万。但是债转股之后呢？它什么也没多干，不就赢利3万了吗？
因此，张春霖警告说，债转股战役由是演变成一出数额巨大的账面游戏，多了些“集体债务大逃亡”的道德风险，那么价值又何在呢？
实际上，朱镕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2001年春，他明确指出：“会不会形成所有欠银行债务的国有企业都在等待着债转股？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批准了4000多亿的银行债务转为银行股份。”
他举天津无缝钢管厂为例：“这个项目的建设没有一块钱资本金，还不起银行的债务，不但还不起，连银行的利息都不可能还。200多亿的投资嘛，一年光利息就得付20多亿。你不能不救它，因为它的产品是符合国家需要的。
补充资本金财政拿不出钱来，那么就只能把银行的贷款转为银行对于这个无缝钢管厂的股权……那么这个债转股以后呢？现在这个天津无缝钢管厂已经扭亏为盈，很快就会有红利发生，这个钱是完全可以收回的。”
专家曹远征说，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托管机构，它的运作原则就是变现为上，它不是一个盈利主体，它以消灭自己为目标。
它怎么消灭自己呢？就是借助外力，以招标、拍卖等方式引进外国投资者。在巨大的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吸引之下，一些有实力的国际投资者成为资产的大买家。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因此有望加快。
闯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 一是机构改革
谁领去年风骚？
这个答案看2002年度cctv经济人物评选。
第一个冲上颁奖台的是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此人年方41岁，人称“少帅”，委实是号人物。
汽车业去年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翻身仗，第一次超过电子产业，成为gdp增长的头号功臣。遥想两年前汽车业灰头土脸的日子，真有河东河西之叹。
第二个冲上台的是李毅中，他的头衔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中石化去年最光彩夺目的业绩，一是在争夺加油站中与地方政府斗智斗勇，战而胜之；二是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有了国际化气象。
其次还有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谢企华，中国联通总经理杨贤足，诸公财大气雄，都是国企巨头。这一点在此前的评选中确实罕见。
那么，它能说明国企改革的成功吗？
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的回答是肯定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但偏偏有人较真，因为这些大家伙基本上还是垄断产业或者是相对垄断产业，它们能不赢利吗？
何况还有父爱主义。比如说，宝钢的谢企华就得到过关照。那是2001年的事，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线钢全球招标，半路里杀出韩国浦项制铁，报价每吨217美元，而宝钢是395美元，后来宝钢降低了竞价，被照顾了4万吨。
但是和5年前相比，日子毕竟好多了。5年前，如果谁想体验垄断带来的怨气，那就到电信部门去找满足吧。现在，虽然我们还有怨言，但是毕竟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
5年来国企改革最动人的一幕，当属垄断产业的重组。在此之前，则不得不提政府机构改革，后者使前者的步伐相对从容。
朱镕基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
当年，外电曾评价朱镕基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1998年的“两会”期间，他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他干的这事是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
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
但是其中难处可想而知，机构改革剥夺的不单纯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还有集团利益。
当年，零点调查公司对1012名企业家的调查发现，仍有25%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希望保留产业主管部门。此中情绪表明，部分企业家对市场压力深感恐惧，尽管他们同样抱怨婆婆管得宽，但婆婆也有温暖体贴的一面。
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一番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各部委的官员们说，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不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但是朱镕基还是把这只手砍了下来。国务院序列当时有公务员3.3万人，按照精简一半的指标需分流1.7万人，其中有2000人即将到年龄而自动离退休，仍有1.5万人需要安排。
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今年我们要进行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当然这个任务就比较艰巨了，因为它不是33000人，而是500万人。我们的目标也是要减少一半，当然我们把这个时间确确实实要放宽到3年。”
2001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9个国家局正式撤销。3年前，它们由部降为局，3年之后终归于撤销。
这个过渡如此平稳，连国家经贸委原主任盛华仁都感到惊讶，“在调整中几乎没有人给国务院给中央写信”。
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此评论说，政企分开为市场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础，防止政府的管理权力与市场利益搅在一起。但是企业能否真正自主地投入市场竞争，还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其中最为舆论关注的有两大垄断行业：铁路和民航。尽管铁道部和民航总局都提出了改革重组的方案，进展却殊为迟缓。
但它们不会是最后一批谢幕者，岁暮年初，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传闻再度响起，不过，这已经是下一届政府的事了。
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开玩笑说，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应当授予朱镕基，因为他不单战胜过烈火(指的是通货膨胀)，还战胜过寒冰(指的是通货紧缩)。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朱镕基是“赤字总理”。
我们看到，本届政府展开的是一幕雄壮的戏剧，所描述的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主题：致富的愿望与致富的能力，以及供给致富平等机会的制度创新。
大众由“壮”而不“悲”变成“壮”而且“悲”，朱镕基“悲”而且“壮”，情怀依旧。对“悲”、“壮”二字的重新回归，表明本届政府对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自觉，而大众一方面认同改革目标，另一方面体会到改革的难度，开始呼唤公平。
本届政府无疑是一届对改革目标和改革难度有着充分自觉的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或大破大立，或大破小立，或者还刚刚破题。这一幕雄壮戏剧的主角之一是朱镕基，而我们无一例外是参与者，我们共同选择了这条不归之路，渐行渐远，寻找通往天堂之门的正确方向。
8%：主题与变奏
在朱镕基施政纲领里，排名第一的所谓“一个确保”，就是确保8%的gdp增长率。当时没有多少人预料到，在此后的日子里，8%这个数字是多么的折磨人。
看起来真是奇怪，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3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6%，为什么形势突然转折，为区区8%而操心？
因为除了地雷阵，还有两块乌云漂浮在朱镕基头顶。
一块飘荡在国门之外：它会不会最终激荡在中国上空，夹带冰雹砸坏我们的门窗？这块乌云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
外经贸部的官员很快为自己的草率乐观而后悔。最初，他们向朱镕基承诺，即使达不到1997年20%的增长率，踮踮脚跟怎么着也能摸到10%。结果令朱镕基大失所望，是负增长，而且这一负就是3年：从1998年到2000年，持续低迷。
另一块飘荡在本土上空。企业家们忙着大打价格战，大商场寻找一切理由打折，就连世都百货———那可是当时北京城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时居然也打到1折。但是他们痛苦地发现，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经济学家们说，这就是通货紧缩。
甚至连朱镕基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声“可惜”，“vcd生产得太多，世界第一，卖不出去”，吓得整个行业出了一身冷汗。
实际上早在1997年年初，一个名叫刘慧勇的人就上书朱镕基，建议应当注意通货紧缩这个危险而陌生的敌人。但是这个恼人而陌生的面孔到底是不是通货紧缩，当时决策层还存在争论。
1998年2月，李岚清副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表明决策层不仅承认了这个敌人的存在，还下决心战而胜之。他说，在未来3年内，中国将投资75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确保8%呢？
经济学家们说，gdp增长率简直就是中国经济机器——众所周知，它的运行效率还难如人意——的润滑油，“一慢下来毛病就全出来了：对财政来说，gdp一掉，财政收入加倍掉，就揭不开锅；对银行来说，gdp一掉，存款往下掉，坏账往上冲，就可能出现支付困难：对企业来说，gdp一掉，三角债立刻膨胀；对就业来说，gdp一掉，就意味着数百万工人下岗。”
答案是“非得倒一大桶进去不可”，这一桶就是8%。
收钱的人与花钱的人
谁是1998年最忙碌的部门？答案是税务、海关、审计、军队以及交通部门。前三者忙着收钱，后者忙着花钱，军队则忙着抗洪。
1998年，全国各地的税务局门前冷落，百万税收大军散落街头小巷，与各色人等一笔笔清算陈年旧账。年底一算账，居然增收了1560亿元，乐得朱镕基跑到国家税务总局拱手相谢。
在一次与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朱镕基说：“这主要是上一年打击进口走私，进口环节的税收增加了700多亿。”
是年，中央政府以国债的形式向民间飞快地借了2000多亿元，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元，然后又飞快地把这些钱花出去。这些钱花得如此之狠、之快，连广州一家习惯于坐冷板凳的私营企业主都感同身受：他看着仓库里积压的测绘仪器像水一样流出，看着人民币像水一样流进自家腰包，恍然若梦。
恍然若梦的还有各地政府，地方政府向中央要钱历来当仁不让。但这一次不同，他们发现，富贵逼人来，天上真是掉馅饼了。一个内地省会城市干脆组织了500多人驻扎北京，夜以继日地画图纸，然后夜以继日地把图纸变成现金。
突然暴富的交通部却是愁眉不展，当年10月，时任部长的黄镇东召集各路人马，号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全年1800亿的投资花出去。
所有这一切都直奔那个8%而去，人们焦急地观察投资的效果。年底到了，结果是7.8%。
1999年3月15日，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如是说道：“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我们的成绩来之不易呀！”
这一年朱镕基容颜不改，只是头发似乎日渐稀少。美国《时代》周刊感叹道，他就像一只飞向太阳的鸟，翅膀已被烤焦了。朱镕基的回答是，我的翅膀还在！
一边反贪污，一边制造贪污？
1998年10月20日晚，朱镕基在北海市迎宾馆就餐。突然之间，朱镕基面沉如铁，停箸不食。
当时正是《焦点访谈》开播的时间，那一次倒霉的是山西运城地区水利渗灌工程弄虚作假案。看罢该案，朱镕基沉默不言，夫人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结果举座为之不欢。
此前1个月，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高声怒骂，指责被长江洪水冲垮的大堤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被奉为国骂之经典，一时广为传诵。
事实上，朱镕基之所以如此愤怒，固然出于对吏治腐败之痛恨，另一方面则源于一种担心。他担心旁观者的讽刺会变为现实：一边反贪污，一边制造贪污。
想想看，当年一个公路局长掌控着如此之巨的建设资金，连苍蝇都会飞过来。
果然，云南昆禄公路通车18天就不堪使用，此类丑闻举国震惊，云南遭受暂停国债拨款之处罚。
1998年的最后3天，朱镕基出现在三峡工地，反复强调质量问题。
但是这一系列举动并不足以化解质疑者的顾虑，反对者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把民间投资通过国债集中起来，变成政府投资，其弊端有二：政府投资不如民间投资有效率，其次容易孳生腐败。
对这个问题，朱镕基在2001年3月5日的政协委员座谈会上算了一笔账，作了局部回答：“去年比前年的财政收入——前年财政收入是13880亿——增加了1960亿元，差不多2000亿，超收680亿。主要增加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好转。国有企业的增值税比上一年增加650多亿，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比上一年增加350亿，合计是1000亿。增收的一半以上是靠企业状况的好转。然后在进出口环节增收了差不多500亿，另外在股票市场的发展上，印花税增加200多亿，利息所得税也比前一年超收100多亿。
“所以你不扩大内需，国有企业就是亏损，财政也没收入，这个路子已经找到了。”
“我不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
2000年上半年，gdp增长8.2%，这是整整3年里最闪亮的数字，景气低迷眼看着快要结束了。
当年的8月3日，本报曾以如下的方式做了一次报春鸟：“经济复苏似乎盼着盼着就真的来了。人们不再缩手缩脚，得了闲专挑大商场跑。地段价格稍好一点的房子，几十万元一套，刚刚看见个地基就紧着付钱。房地产商发现，已经烂掉的楼盘稍事运作就可能重现生机。他们确信正在迎来1993年以来最黄金的时期。汽油、钢材、平板玻璃的买家们则相当不习惯地发现，厂商在3年之后，重新试图跟他们讨价还价。”弗罗斯特的诗中写道：“一些人说世界将陷入烈火，一些人说世界将陷入寒冰。”西方的一些观察家开玩笑说，2000年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项应当授予朱镕基，因为他不单战胜过烈火(指的是通货膨胀)，还战胜过寒冰(指的是通货紧缩)。
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朱镕基是“赤字总理”。因为1996年编制“九五”计划时立下了两个财政目标，一是到2000年基本消除财政赤字，至少要控制在100亿以内，结果现在是3000多个亿；二是国债规模控制在3000个亿，不料现今到了18000亿，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借债。
对此，朱镕基不以为然。
2001年春，他对一些政协委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与他大多数发言一样，色彩雄辩：
“有的同志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贬值成赤字财政，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不正确。如果不是这个政策，九八年就已经垮了，同志们。1000多万人的职工下岗，出口萎缩负增长，怎么能贬值为赤字财政呢？
“去年增收1960亿，比预算超收680亿。同志们，这钱不都回来了嘛？
你不就是发了1500亿的国债嘛，来搞这个基础设施嘛？
“我超收的680亿用在什么地方？同志们，200亿用于减少了赤字，就等于说又少发了200亿国债，去年实际上只发了1300亿。把300亿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我们成立了一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来弥补全国的养老金的不足。”
在2002年“两会”期间，朱镕基进一步辩驳说：“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2.5万多亿的优质资产，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
"入世与变法"：wto给中国一个全新开始
美国之行
1999年，中国加入wto看起来已到最后关头。但国内的舆论有点怪，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句话的所指，就像是早已化为尘土的李鸿章。
这个被影射为李鸿章的人，就是现任总理朱镕基。
同年4月6日，朱镕基出访美国，他告诉美国人，“中国已经给美国很好的出价”，龙永图的话同样意味深长，“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
看上去一切顺利，不料中间突然横生枝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发表联合声明之前，公开了中国的底牌。
朱镕基被完全激怒了，中美谈判破裂。
美国一名记者以尖刻的口吻挖苦克林顿：“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应该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中国人的协议。前者证明了他的无耻，后者证明了他的无能。”
克林顿赶紧找到朱镕基重修就好，建议再次启动谈判。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需要同样迫切，它之所以态度强硬，不过是想获得更多的利益，而非阻止中国入关。应了那句老话：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这个姿态让朱镕基重新乐观起来：“有些观察家说，我们已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路程，我自己认为，差不多是白分之九十九了。”
不料峰回路转，5月7日，美国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举国声讨“美帝国主义”。中美谈判再度搁浅。次年，中美撞机事件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降至冰点。
入世与变法
1999年秋天，江泽民主席访美，以求大同存小异的政治家智慧一举扭转局势，中美谈判重返正轨。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入世大门从此洞开，此后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
2001年11月13日，轻舟过了万重山，随着多哈的一声槌响，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对大多数人来说，wto这个词汇在耳朵根聒噪了十几年，早就听腻味了。
但是它一旦变为现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一不留心就挨一棒子。
因为加入世贸组织，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与公开、透明、公平的基本市场原则的对接，最终导致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众所周知，此前法律法规的表面冲突，反映的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各自取向。
其次，所谓与国际接轨，意味着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了，因为wto体现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而非一己之意志。
早在1999年，中美双边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国对与wto接轨的“变法”工程就已经启动，涉及国务院25个部委，囊括2200多条全国性法律法规、数以万计的地方性法规、难以计数的大小文件；涵盖了外贸、金融、税法、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
清理门户的工作大概做了1年零3个月，才理出个头绪，解决之道很中国，叫“谁出台，谁负责”。
如果说上述动作不过是应对入世之需，那么今后3到5年内，将次第向重典推进。届时人大部门那叫真忙。
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从1793年的马尔嘎尔使团到访算起，还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屈辱算起，都以中国加入wto告一段落，而拥有全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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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戒"题词：总理三写"不作假帐"
allstar发表评论于2005-2-1 1:19:43
朱镕基曾经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正因如此，他少有的几次“破戒”更引人瞩目。这其中最著名的两次，一次是为中国新成立的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校训“不做假账”，一次是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朱镕基三写“不做假账”，是2002年11月19日他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演讲时自己透露的。
这其中也有些许差异，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后，题字是“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位于厦门的第三个国家会计学院还在建设中。
朱镕基在香港说，“我希望每一个中国国家会计学院毕业的学生，永远都要牢记这四个大字！”
朱镕基考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曾经跟在场的人员半开玩笑地说要做一个调查：“我最关心的是这些学员做不做假账，你可以对学员做一个不记名的调查，发一个卷子，让他打勾：一个是严重做假账的；一个是稍微做点假账的；一个是不做假账的。你做一个调查看看，得出一个百分比。调查要确实不记名。”可见他对于有关会计人员造假的真实情况是有疑虑的。
在后来朱镕基发表的重要讲话里，他把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人员造假账、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称作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毒瘤”。指出许多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挪用公款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大量腐败现象，几乎都与财会人员做假账分不开。“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文化，一个没有信用文化的国家怎么能够建立市场经济？”
他指出，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科学管理和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虚假的会计信息必然会造成决策失误，经济秩序混乱。国有企业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加强经营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强化法制、严格管理的同时，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特别是注册会计师队伍的建设。
在那次讲话中，他明确要求，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的财务主管，都必须到国家会计学院接受培训，达到合格要求才能上岗。
朱镕基为《焦点访谈》栏目题词是在1998年10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对于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朱镕基来视察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朱镕基曾经多次对《焦点访谈》做过的节目作过批示。那一天大家确实非常激动，就像敬一丹后来所说的：“他一进来，我们的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朱镕基那次说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特别是他说，料到《焦点访谈》肯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来视察就是表明一种支持。他说：“《焦点访谈》自开播以来，我不敢说是最热情的观众，至少也是很热情的观众；既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同时也是义务的宣传者。我在各种场合都宣传《焦点访谈》，尽管你们也没给我推销费……”
他说：“《焦点访谈》以其良好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舆论监督指出我们前进中的问题，反映群众看到希望。因此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都要支持舆论监督。”在后来和记者、编导的座谈会上，他还说：“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赢得大家的一片掌声。
朱镕基那天还对《焦点访谈》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和期望，其中一些涉及到极为细微之处。比如他说，要避免咄咄逼人的采访，不要自己下结论，不要做裁判员等等。
那天的题词，是敬一丹代表全体编辑、记者向朱镕基提出请求的：“您能给我们留几句话吗？”当时没有抱太大期望，没想到朱镕基没有犹豫就拿起笔来写了赠言，刚刚写完前两句，站在总理正后方的白岩松就忍不住率先鼓起了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朱镕基笑着说：“我还没写完呢。”然后又写下后面两句话。写完之后，朱镕基还笑问：“怎么没有准备毛笔呢？我的毛笔字更好些。”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朱镕基笑着说这四句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的，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执政最后一年：更为务实 甚至还有些可爱
破与守的交织
2002年的朱镕基已不复当年的火爆脾气，代之以温情的一面。
首先是朱镕基以较浓厚的笔墨在2002年强调“平民意识”，其平民情怀发乎于心，令人动容。其次是从2001年夏日辞别清华开始，这位老人在不同场合面对记者时，自我评价的言辞明显增多起来，这股柔劲更显得荡气回肠，甚至还有些可爱。
隅守守，是朱镕基在最后一年执政的主题词。在2002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他的调子便已清晰可见：“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国务院全体同志的帮助下来进行工作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镕基没有食言，他朝着为百姓办实事的方向努力，将“平民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2年3月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一口气扔出了培养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等8大民生问题。并且强调“必须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培育和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对此，朱镕基特别提出了5条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适当给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加薪；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改善消费环境。
如此这般将民生问题放入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加以强调，在历年来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少见。
而农民问题一直是朱镕基的一块心病。2002年3月29日，朱镕基深入山西太原、晋中、临汾及吕梁山腹地的农村和天然林保护区考察，宣传“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思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002年12月27日，朱镕基会见出席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代表时显得更为语重心长：要动真情，干实事，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朱镕基对困难群众的关注几乎贯穿了整个2002年。也正是这一年向人代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朱镕基在中共执政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一敏感之词。
朱镕基“平民情怀”的另一方面，还特别体现在其一直着手解决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工程问题上。
然而，现实中，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便出现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改善之间结构断裂的问题有增无减，使“现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高度相关”最终变成了一句空谈。尽管2002年gdp保持了7.8%的高增长率，但城乡居民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朱镕基的平民情怀终究被烙上了悲情色彩的印记。
朱镕基的另一个重要政绩还表现在2002年12月31日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商业示范运营线———上海磁浮列车线。
外交突破
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先后出席了东盟领导人会议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该协议是开辟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
此外，在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俗称“10＋3”)，朱镕基重点围绕“10＋3”会议“推进东亚合作”的主题，提出深化“10＋3”合作的政策主张，提议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合作作为3方确定今后合作的重点领域。
智者胸怀
2002年朱镕基在公开场合多次传递这样一个重要信息：社会公正性。
痛斥做假账，是朱镕基强调社会公正性最突出的表现。
强调社会公正性多少有些为其严字当头的执政生涯谢幕的意味，但同时也体现了这位睿智老人的坦荡胸怀。
另一方面，朱镕基自我评价的言辞不断见诸报端。2002年“两会”期间，朱镕基坦然表示“自己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等等。这与之前“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陈辞相比，这个时期的朱镕基显得更为务实和淡泊。
朱镕基昨天的85分钟
上午9点零6分，朱镕基内阁的历史进入倒计时。在高朋满座的人民大会堂，身着黑色西服的朱镕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宣读他执政生涯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雷厉风行的朱镕基依然锐色不减，一开场便单刀直入，总结其执政5年来的工作成绩。在1个多小时里，洋洋洒洒数千言列数了5年来朱镕基内阁最为“出彩”的九大施政“心得”。其中，最为朱镕基内阁津津乐道的首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将“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和推进国企改革。同时，他还分析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农民收入缓慢、失业率较高等十余个遗留问题，并向下届政府提出扩大消费需求、抓好“三农”问题、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西部大开发等8项建议。人民代表10余次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朱镕基及其整个副总理、总理生涯的肯定。
两赴"泡沫经济博物馆" 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北海、惠州成了全国经济过热的三个符号，作为中国沿海“最后一块处女地”，北海无疑是热中之热，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影响仍未消除。
从1993年到1998年，5年时间里，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朱镕基两到北海考察，这对于一个地级市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人甚至认为，1993年1月朱镕基到北海的考察直接坚定了他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
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没有谁比朱镕基对北海的影响更大了，是他的宏观调控政策给了北海当头一棒，北海热才大潮退去。”新华社北海记者站的主任记者梁思奇数了数来过北海的七八位国家领导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至认为，是1993年1月朱镕基来北海考察，直接坚定了他要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因为他回去没多久，金融系统就开始整顿了。5个月后，即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下发，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1993年1月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第一次踏上北海的土地。此时的北海已成了中国最“狂热”的一块土地。
广西社科联主席、时任北海市委副书记的周国丰用20个“暴”字来形容当时北海之“狂热”：项目暴立、地产暴热、高楼暴起、万商暴涌、边贸暴做、人才暴入、客房暴满、银滩暴游、车辆暴流、财政暴增、银行暴存、居民暴利、农民暴收、商品暴销、川味暴行、市容暴变、物价暴涨、剪彩暴举、领导暴忙。
在这20个“暴”字背后，是全国各地数千企业数百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海。10万人口的小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四面八方拥入了50多万的炒家、淘金者。写字楼价格从1000多元／平方米飞涨到4000元-5000元／平方米；公寓楼价从不到1000元／平方米猛涨到2000元-3000元／平方米；房地产公司一下子冒出1000多家。
一个占地不过0.333平方公里的屋仔村，就有上千家公司在这儿安营扎寨，房产公司招牌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路边的小餐馆，通宵食客不绝，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在谈论着项目、土地、大厦，在憧憬着一夜暴富。
而北海市政府也在梦想着在短短的几年里，把北海建成一个人口100万、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的现代化大都市。
他们“勇敢大胆”地推出“低门槛”政策，低价出售土地，还允许拿到土地批文的公司炒地。于是一块尚在规划中的红线图上的土地就在不同的房地产公司间炒来炒去。市政府几万元一亩批出去的地，几经倒手，最高的竟被炒到了100多万/亩。一年多的时间，北海市竟批出去了8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了吸引投资，北海市政府还对投资者实行“四不政策”：一不问投资项目可不可行；二不问上级有无批文；三不问资金来源可不可靠(只要尽快到位)；四不问年度计划是否达标(只要有实际项目)。一时间，北海经济“高度繁荣”。
“朱镕基与北海的领导站的位置不一样，他很冷静、清醒。”北海市委副秘书长廖德全回忆说，“在1993年1月5日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朱镕基就提醒北海，要注意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他虽然没有说北海经济是泡沫，也没有提宏观调控，但对北海的做法并不赞赏。”
廖德全还记得在会上朱镕基拿北海与上海进行了比较：“北海不同于我的上海，上海经济实力雄厚，人才济济，产业发展已相当成熟，想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即使是这样，上海的浦东也远不同于浦西。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逾越不得。”对朱镕基在“上海”前加“我的”两字，廖德全印象深刻。
也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北海现代产业城的部门经理邵鸣声，对朱镕基那次的北海之行记忆犹新，他说：“朱镕基这个人个性鲜明，市长帅立国在汇报北海的大发展时没讲几句就被他打断了，脸色很不好看。”
虽然朱镕基进行的宏观调控对置身房地产业的邵鸣声影响很大，但他还是说：“我很喜欢朱镕基，因为他很可爱！”邵解释他觉得朱镕基很可爱的原因是：一个朋友告诉他，朱镕基搞宏观调控时，有人劝过朱，说这得罪人，不讨好，但朱镕基说，再不搞宏观调控，中国的经济还了得，大不了不当这个副总理。
很多人后来注意到1993年朱镕基给北海指出的发展方向是：发展港口，城以港兴；利用亚热带气候，抓现代化农业；利用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旅游业。他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房地产业只字未提。“虽然朱镕基1993年到北海只有短短的20多个小时，但他走后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让北海从高空应声落地，摔得很惨，现在都没有缓过气来。”一直关注北海房地产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陈地盛说。
“朱镕基点过我的名”
遭宏观调控“当头一棒”的北海很快冷了下来。易文，湘军进军北海的领军人物，当年，他可是意气风发，被称为北海开发的一匹“黑马”。作为一个经历了北海开发由热得发烫到冷到谷底全过程的人，易文对此体会颇深。
“北海开发大潮退去之后，我们就像一个没娘管的孩子，晾在了海滩上，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不知道。”像许多经历了北海热潮的人一样，易文也带着很强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1992年，带着深居内陆的6000多万湖南人走向大海、走向世界的梦想，带着省政府的重托，易文来到北海，很快与北海市政府达成协议，湖南国信出资修建构建大北海框架最关键的疏港大道。作为补偿，北海市划出2000亩土地给湖南国信。
疏港大道路宽120米，全长14.8公里，预计投资4亿元，号称“中国城市第一路”。湖南国信则开始规划那2000亩土地，他们预计投资60个亿建设北海湖南经济开发区。其中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是建设一座68层高的湘信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作为北海湘军的标志。
还没等疏港大道完全建成，开发大潮回落，资金断流，“中国城市第一路”烂尾在北海城外。如今那里已是杂草丛生，几无车行。
而北海市政府补偿的土地，只拿到了500多亩。当年的豪情壮志，如海潮之泡，转瞬成空。
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泡沫还没有散尽。走在今日的北海市，不多远便可看到一幢幢烂尾楼散落道边，城外，一条条烂尾路伸展于野地、荒草之中。北海，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
经过10年的盘整消化，现在的北海还闲置土地28659亩，积压空置房109.9万平米，半截子工程121.55万平方米，沉淀资金200亿元以上。除积压空置房外，闲置土地和半截子工程超过三亚，沉淀资金总量是三亚市的3倍。
在北海市政府住宿区的一幢小楼里，1993年向朱镕基汇报工作的市长帅立国早已离休在家。2月27日，记者找到了他。提起朱镕基，提起北海热，他说：“你找对人了，北海那段历史，我最有发言权，有许多话要说。朱镕基多次点过我的名。”
询问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和记者对朱镕基的看法后，帅立国说：“接受不接受采访，说什么，怎么说，我得考虑考虑。”在闲谈中，对朱镕基，他的评价是“一个廉洁、有个性的领导人”。记者等了两天，最终，帅立国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不愿多说。
“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
1998年，北海还没有从1992、1993年经济过热的阵痛中走出来，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软着陆，走上了高增长、低膨胀的健康之路。
10月20日，为视察缉私工作，朱镕基再次来到北海。“晚上7点10分，我挎着相机等着拍照，朱镕基的车驶进了北海市迎宾馆，在五号楼前徐徐停下。车门一打开，身穿灰色西装的朱镕基总理走下来，和迎候的领导亲切握手。我拼命按动快门，闪光灯跟不上快门速度，一下闪，一下不闪，我一边避让着，一边抢拍，慢慢退到五号楼的台阶旁。迈步走上台阶的总理注意到全场惟一挂着‘记者牌’、拿着相机的我，还朝我点了点头。”梁思奇回忆说，“我一直后悔，为什么没有脱口问候一声：‘总理好！’。”
那次采访完后，这位惟一在场的摄影记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敬爱一个人》，获得了当年广西新闻奖(副刊类作品)。文章中，梁思奇写道：“那张印象中冷峻的脸，除了在谈到打私、谈到重复建设和金融危机时仍旧显得冷峻，更多时候流露的是宽厚、和蔼的神情。他谈吐幽默，一针见血。”
当晚，朱镕基没让任何人作陪，晚餐是他和夫人劳安在房间里吃的。负责接待的宾馆老总说：“朱总理一边吃，一边看《焦点访谈》，当时曝光的是山西运城假渗灌工程。看着看着，只吃了小半碗饭的朱总理就放下了筷子，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说：‘不吃了！’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
晚餐后，朱镕基和北海市市长在下榻的北海迎宾馆长时间散步，了解北海市的发展情况。他对自治区和北海市的领导说，不要再搞泡沫经济了，北海走了很大的弯路，要不然的话，北海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北海要好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参加采访的梁思奇清楚地记得朱镕基对北海领导说：“我是专泼冷水的，我一路都在泼冷水。”
在第二天的情况汇报会上，朱镕基还结合东南亚金融风暴，阐述了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金融秩序整顿对避免金融危机发挥的重要作用。
谈到北海的经济，朱镕基语重心长地指出，北海房地产方面遗留的问题要继续努力解决，在处理遗留问题中，要努力探索新方法、新措施，革除积弊。
梁思奇说，朱镕基明察秋毫，幽默风趣，在会上，朱镕基询问有关乡镇企业的一个统计数字，领导一时答不上来，朱镕基说：“算了，反正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惹得大家笑了起来。
讲到当时因违规借贷导致资不抵债而被关闭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朱镕基说：“有人对我说，广东国投是块金字招牌，不能拆，拆了可惜，但我看它并非金字招牌，而是镀金的，没有多少金了。”此话令全场解颐。
在这次会上，令北海干部记忆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讲话中，朱镕基脱口问道：“缉私码头沙滩上的两个大油罐是谁摆在那里的？听说是一个个体户。是不是谁得了什么好处，允许人家把两只难看的大油罐摆在沙滩上？”问得会场上的人哑口无言，会后，北海市领导便布置人拆除了那两只难看的影响北海海滩风光的大油罐。
另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在北海有关领导汇报说有一个走私头子跑了后，朱镕基大声对在座的公安部副部长、主管缉私的李纪周说：“李纪周，你给我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跑到天涯海角你都要给我抓回来！”一个多月后，包庇走私的李纪周被双规，而那个走私头子还躲在国外。
考察安徽：对不起大家 让你们受委屈了!
朱镕基总理执政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其成败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朱镕基总理卸任在即，他所推行的这项政策进展如何？
安徽是农村推行税费改革的试点省，2001年朱镕基总理专程考察过那里。
今年2月下旬，本报记者沿着总理当年走过的路线进行采访，那里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我向总理撒了谎”
55岁的乡村教师叶长玉用手摆弄着衣角，面有羞涩。尽管事情已过去两年了，但一说起朱总理前来视察的情形，她仍觉得无地自容——当年她当着许多父老乡亲的面，对尊敬的总理撒了谎。
20世纪末，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朱镕基决定在农村推行税费改革。这是他“心中的三件大事”之一，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最重要的措施。
总理说，当初全国有4个省自荐要进行试点，但到最后，有3个省打了退堂鼓。
留下的只有安徽省。
阜阳市下辖的太和县及滁州下辖的定远县作为试验点率先进行了改革。
按照安徽省上报的材料，太和县很快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一些诸如乡统筹、村提留等等收费项目被砍掉，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太和经验”迅速在阜阳地区推广开来。叶长玉所在的颍上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3年前实行了税费改革。
2001年7月18日午后，火辣辣的太阳下，一辆中巴车沿着简易的机耕道开进了颖上县五十里铺乡一个有着近2000人口的大村——粉坊村。
朱镕基这次是带着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等一行人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的陪同下到颍上县考察的。总理想实地了解农民的负担是不是真的减轻了、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减轻了。
总理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农民减负后，减少了收入的乡村政府机构能否正常运转？乡村教师的工资能否正常发放？因为乡政府的开支70%到80%是用在教育上的，总理担心，乡政府的收入减少了，就会砍教师们的工资，教师们为了要吃饭，就会提高学生们的学杂费：这实际上还是等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朱镕基下了车，村民们看到他面带笑容，很随意地朝村民们打招呼。“电视里总看到他板着脸，原来也有笑得这么随和的时候呀。”村民们想。
“我很高兴朱总理到我家做客。”67岁的村民顾其生说。那天，总理微笑着，像朋友一样拉着他的手走进他家。
顾其生按照当地风俗让客人坐了上座，总理让他坐在身旁，和他拉家常。
顾其生一一回答：家里共有5个人，7亩多地；税费改革后，每亩地只交税68元，比以前少交了50多元，这样，他家一年就比以前要少交350多元，这差不多等于赚了一亩地回来——那时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过三四百元。
总理问，“那这么看，你家的负担确实是减轻了？”顾其生点头。粉坊村党支部书记付辉说，总理问话很实在，他知道村民们不太懂大道理，提的问题都很具体，“在拉家常中就把一些要害的问题都了解到了，让大家回答起来又容易又很自然”。
从顾家出来，总理来到村子里一片树阴下，和大家围坐一圈。他问教师叶长玉：你一个学期收每个学生多少学费？
叶长玉答：60元。
旁边的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气氛怪异。
总理和教育部长陈至立似乎看出什么。陈部长拉过面前的一个姓胡的二年级小学生，问他交多少学费。那孩子先看看叶，不敢说。陈部长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不要怕。那孩子好一会才回答说是120元。
叶长玉耷拉下头来，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
总理摇了摇头，接着问她：那你的工资有没有被拖欠？
这时叶长玉急忙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来，说：不欠不欠，总理您看，我昨天还领了两个月的工资呢！
总理眉头一皱。旁边一些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叶长玉后来对记者说，工资本来是有欠的，因为总理要来，县里在前一天才想办法发了两个月工资；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她不敢说实话。事后虽然谁也没有因此责怪过她，但她不能原谅自己。
“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
当天下午5点多，五十里铺乡政府一间会议室里，4个乡的乡党委书记、村干部正襟危坐，接受总理的询问。
总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讲什么都不会犯错误，也不会罚款。”
五十里铺乡党委书记孙军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向总理介绍这个乡的概貌、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议等等。当时在现场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后来对记者说，总理足足用20多分钟时间才听完该书记“从三百年前说起”似的“四段论”汇报。
总理问：费改税之前，你乡上的年均收入是401万元，费改税后是289万元(按：该乡一些干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费改税后是210万元，乡领导当时有顾虑，报的数字有水分)。你说你硬缺口有65万元，你这个账怎么算的？又怎么解决的？教师的工资发没发？
孙军算不清这笔账，答：现在从上面借钱发工资，再困难我们也要保教师的。
总理说，借钱，增加你的债务；你还不了了，就开口叫我减免？
孙答：我们要深化改革。总理摇摇头，说：这个道理别讲了，没钱不能吃饭哪！
孙军额头上见汗，答：当务之急是精兵简政、调整结构、加快发展，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培养财源……
总理摇头一笑，诙谐地说：口号正确，做起来难。一句话说得满屋子都笑了。
当地一名记者说，阜阳的官员们一般有两本账：一本实际账，一本给领导看的账。看得出来，总理似乎洞悉这一点，他对孙军的回答不满意，说：“这个钱(指硬缺口)或者是欠的，或者照你说是借的……但我最担心的还是义务教育保了没有？教师的工资、学校的运作保了没有？”
总理转过头来问圣堂乡党委书记。该书记掏出材料，一字一句地念：“尊敬的领导……党中央、国务院……”总理打断他：“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你的情况是不是和刚才这个乡一样？”
乡党委书记见来不得半点虚的，便说了实话：税费改革后，2000年乡上的财政赤字高达142万元，拖欠教师一个季度的工资。按照上面的要求，现在这个乡的小学生人均一学期交学费120元，中学生交160元，比正常的收费高了很多。现在乡上还要给历年欠下的沉重债务付利息……
再问另两个乡，情况也差不多。总理在听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平介绍阜阳乡镇财政缺口的原因以及乡镇机构改革的情况后，问众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的人员太多了，负担不起，能不能减下来？答：能减。
孙军苦着脸向总理介绍五十里铺的情况：该乡一共有干部教师400多人，税费改革后，干部编制一下子从130多人减去了93人，但按照政策，这些减去的人员在3年内还要在乡上拿工资，对乡上来说，编制减了，负担并没有减轻。
张洋村村支书朱志恒反映，现在农业税的80%要交上去，干部的工资全部要在剩下的20%内解决，可是这20%全部用来救济五保户、特困户、钉子户都不够，干部的工资能不泡汤？
总理点点头，说：五保户的问题很复杂，最好大体有个标准。五保户还是交给村里，由乡里给村里一定的补助。你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再考虑吧，要及时调整。
与乡村干部的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位乡党委书记说，总理来之前，该怎么向总理说，上面没有明确，大家心里没有数，不免搞了些假材料。但是总理以他务实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形象影响了大家，使大家渐渐地放开了，“我们感到总理是来倾听我们烦恼、解决我们问题的，不是追究我们责任的，他能体谅我们的苦衷。”
当晚，颍上县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乡镇干部，一定要和总理讲真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掺假。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摸着凹凸不平的课桌面，再看看高低大小不一的凳子，朱镕基长叹一声：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这声叹息至今仍清晰地响在十八里铺宋洋小学前校长王伟的耳边。
2001年7月19日，总理来到该校考察。总理先在各个教室看了看，又到图书室里呆了20多分钟，里面的图书少得可怜，也没有桌子板凳，不多的空间里堆满杂物。
“你别看总理好像只是随便地往图书室里一站，其实包含的内容可多着呢。”王伟说，从图书室书籍的多寡、种类、价格、设施等等上面，至少可以在一个侧面上推断出这个学校的经济状况、学生家里经济负担状况等等。
总理和大家座谈
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首先发言：“敬爱的、尊敬的……”总理一听，赶紧笑着说：“前面的可以去掉，敬爱的、尊敬的在那儿呢。”总理用手指指黑板上方的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人画像。人们“哄”地笑出声，气氛活跃起来。“咱们开门见山，谈的就是教育。”总理说。
李敬业便向总理交底：我们镇每年资金缺口200多万元，没法投入教育。
总理望向王伟：校长，请你说说他们怎么欠你工资的？
王伟：“1998年和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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