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朝向本源的思
“存在如是存在。”这是存在诗写者的一个信念。然而，并非一切都已定型，问题的疑云仍荡在诗与思的天空。比如：何为存在？如何是？问题把我们再一次带向诗与思的荆棘地带，在那里，答案如同问题的回音，盘旋，萦绕，等待一次次新的聆听。海德格尔说，提问是此在者对“是”的聆听之领域而先行进入（敞开）同回应共在即共生的境域。因此，当我们再次询问“存在”、“如是”时，我们就开始了一次新的可能的跋涉，一场艰难的自我对话，一次直指核心的历险。
我们存在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存在被遮蔽。被遮蔽的存在物被黑暗的巨大羽翼所覆盖，一种意义抽空后的失重状态窒息着灵魂的揣息。精神的火焰燃烧着，它藉着死亡回望自己的一生，从而领悟那种尚遮蔽于重重黑暗中的动荡与不安。“从那时起，我一直/这样以为。你/是被一道突然落下的符咒遮蔽”（曾令勇《死者》）在这里，对死——人之难逃之大限的领会正是人由非本真存在通向本真存在的唯一通道。在日常状态下，人往往把自己之在当作是类的存在。个人与他人共在，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被置于与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他人所替换，海德格尔称这种状况为“此在的沉沦”。然而，诗歌，裹胁着死亡的风暴把人放逐到危险之中。“亿万毁灭/的众生/亿万瞳孔传递的噩耗/今天凌晨/抵达了/我的口腔”（陶春《对应》）诗人从舌头敏感的味蕾中尝到了死亡黑色的滋味。那亿万人的死亡中毫无例外的也包含着诗人的死亡——一种提前体验到的作为一种必然的终结的虚无。死对人而言是最属己的。而对死的提前体验正是人得以体味“存在”的最关键的时刻——存在的敞明，总是需要“先行到死亡中去”。
但这只是开始。对死的领会只提供存在敞明的一种可能性。存在仍在晦暗不明中，甚至可以说，存在本身就是晦暗不明的。因为，存在不是某一具体的存在物，而是存在物的存在，是存在物得以存在的涌现、显示与聚集。也就是说，存在乃是存在者的本源。在这儿，本源的含义是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被理解的——“本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件东西的本源乃是这东西的本质之源。”因此，作为诗写者，对存在的追问乃是对事物本源的求索，是朝向本源的思的努力。
人是存在物，但是是能够反省自己存在的存在物。人在本质上都有一种追问终极、朝向终极的冲动与担当。当诗人把“存在”作为自己追问与求索的旗帜与目标时，也是诗歌朝向本源的努力与求索。诗的本源何在？杰出的诗人总在朝向诗歌本源的路上，他们用赤诚的双足走遍大地，在世间的琐碎与野蛮中挖掘着纯洁的源头。“纯洁的源头是个谜，诗歌也几乎不能将谜底揭穿，因为它初始时怎样，后来一直就怎样。”（荷尔德林）诗歌，无限的接近这个纯洁的源头，它甚至本身就是这个源头。诗人只是吁请着，“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
返回故园，意味着一种信仰的召唤。倾听这种召唤并做出回应，那是诗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里尔克）赞美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它不是对某种美或善的赞叹和颂扬，而是意味着“让存在敞开”。诗人的赞美，就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照耀存在的深渊，让人洞见存在的全部奥秘。“有一种燃烧/不需要火焰/仅内心倍受煎熬/的言词大军足以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秋天、河流”（谢银恩《黑夜诞生的文字》）当言词大军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的瞬间，存在就在语言的家园中显现、汇聚，诗人自身原本晦暗不明的本性在此一瞬间深深的锲入到生命的本质之中并洞悉了自身的命运。于是，生命的散光在此刻开始回返的旅程，存在为辗转奔徙无枝可依的心灵敞开一幅整全而清晰的世界图景。存在的诗歌，诗歌的存在，在思之领悟朝向本原的刹那，把时间——时间过去、时间现在、时间未来——整合为鸿蒙未开浑然混沌的整体，那里既是开端又是终结，是时间的无时间性（永恒）的展示，诗人藉此从绝望的深渊中抬头仰望存在的星空与星空的存在。
二：诗歌：寻求一种可能的精神立场
作为具体的诗歌写作者，总是在一种复杂的历史境遇中写作。琐碎的生活与繁芜杂乱的语言（可能构成我们的精神背景的另一图景）如迷蒙的水雾或苍茫的空气般包裹每一个行色匆匆的尘世行走者。如何在这繁芜而微妙的多重背景下保持一种写作的“平衡术”，保持诗歌朝向存在之本原而重建人类生存之根基，应该是当下的诗写者必须诚恳面对的问题。
诗人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多重迷雾建构起来的迷宫。博尔赫斯在迷乱的纸叶间用梦、镜子、玫瑰、分岔的小径布下的繁复迷宫作为穿透迷宫现世的隐喻为我们提示了人类的生存景遇。事实上，当我们试图伸手拨开眼前的雾岚时，云遮雾拦的当下生活并不那么轻易的显现它的真面。这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诗写者面临的真实处境——在生活中，却不在生活的真实中。最可怕的事实是，没有真实，只有无数呈现出来的生活的面纱。我把这种处境称之为生活的“拔根状态”。拔根状态意味着某种漂浮，一种灵魂失重的晕眩，生命如同轻尘在各种变幻的凄厉之风中轻舞飞扬难以落定。“我精神的骨骼缺钙，我灵魂的家园风雨飘摇”，当诗歌向心灵吐露使人颤心的真实时，诗人如何去面对这个风凄雨密的现实与风雨飘摇的灵魂家园？
答案是简单而决绝的：诗人首先要让自己的心灵强大起来！强大到足以和这个迷宫般的现实对抗。因此，诗歌写作必须要寻找到一种可能的精神立场。从这里开始，诗人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在这里，精神立场不是一种故做的姿态，它是一种灵魂的必须，是我们在世界上行走的一步一个脚印，是我们观察万物的内在的眼光，是我们体内温热的血，皮肤上的汗，是我们嗓音无声的颤动，是写作者笔尖朝向的方向……
然而，简单的答案总是令人疑惑的。让我们尝试着问：一种可能的是精神立场在诗歌写作中真有其必要性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精神的现实处境。让我们来试着拨开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迷雾。“今天，决定论和一系列专制体系已在二十世纪依靠成千上万尸体、荒凉的血渍、垃圾城市和随同暴敛的财富急剧膨胀已萎缩至极限的心灵堆高的绝壁上开启了它的结束之幕……昨天一只野蛮的手以某种伪科学、伪理论的高尚形体干预过诗歌以其自由、伟健的想象心灵向在大地上构筑精神的栖居家园前进的步伐。”这是梁珩在《双重的斗争和信仰》的开篇对其所置身的精神处境沉痛的指认与宣告。“当生命的长河和历史的巨轮把二十世纪厚厚埋葬在人类记忆的坟墓以后，人的历史性生存的基础不但没有进一步得到奠定和强化，人性的曙光反而更加惨淡、稀疏。众多精神的幽灵比心灵还大，时间的弓箭瞄准青春的激情与勇气，更加剧了精神的动荡……”谢银恩在《形而下的拷问》的开篇以同样沉痛的语调标示出时代的精神坐标图。诗人总是用其敏锐的心灵感受着时代的、文化的、人性的风风雨雨，并把自己置于严酷的拷问之下，从而锻铸出灵魂的光。
诗人用直觉就足以穿透时代的迷雾而洞悉存在的奥秘。“许多人住在楼上/用眺望填补日子敞开的空洞/而蚂蚁 依然习惯在黑暗中/雕刻地下花园密封的入口”（刘泽球《经验事物》）看吧，这是诗人为生活中的人刻下的入木三分的画像。那敞开的空洞、习惯中的黑暗，需要用常人的身躯、灵魂去填补。这里，个人消失在“许多人”中，在数量中消失了生命曾在的质量。一种典型的“拔根状态”，使个体存在在无安慰状态下趋向虚无。
事实上，无数智者早已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现代精神背景的理性图景。文艺复兴以来，人好象被抬高到了所谓万物之灵的地位，但就是从那时起，人就离神的怀抱越来越远。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伴随着的是一场精神和价值信念上的混乱与危机，尼采、海德格尔、斯特劳斯等人对此都有深刻的洞悉。在现代性的几次浪潮中，虚无主义逐渐像附骨的蛆虫一样慢慢啃吃到现代文化的脊髓中去。精神立场的丧失不是在轰然中惊天动地的坍塌，而是在平静中销魂缠绵的流失。可这还不够，在现代性的伤口还未完全展露时，后现代又带着它嘲讽一切的姿态来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怀疑一切”，甚至连精神本身也变得形迹可疑。这就是我们精神舞台的黑色的幕布。现代，是神的坍塌；后现代，是形而上的坍塌。随同坍塌的还有我们自身以及曾经抱慰过我们的缤纷的梦。“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生命留下的是诸神离弃后的废墟般的荒芜。
同样，当我们考察我们肉身所置的现实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我们又能有多少乐观呢。权力、体制、市场、技术、呆板的教科书，无处不在规范与整合着“个体”的生存。用福科的眼睛去观察，诗人的生存，也不过是“社会众生”——生命被规范的“专属的身体”罢了。这真让人沮丧。当我们睁开眼，看到的却是自己灵魂的“拔根状态”。这时候，就油然升起舍斯托夫曾体验过的那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绝之情：“一旦一个人由于命运的安排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恐怖中他就会突然发现，所以美好的先验判断统统是假的，这时，他便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无法抑制的怀疑攫住了，这一怀疑随即摧毁了那貌似坚固的空中楼阁的墙脚，善、人性、理念——所有这一切从前都是天使和圣人，如今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化为乌有，于是，人便面临自己最可怖的敌人，在其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令人胆寒的孤独，在这孤独之中，哪怕是最热忱、最温情的心灵也不能把他解救出来……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孤单地留下来，而且，在前面尚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欢生。”（舍斯托夫《悲剧哲学》）在个体生命如此的孤绝之境中，我们的精神何以栖身？我们的心灵何以能够强大？我们的诗歌是努力去战胜虚无还是放任其虚无？
但恰好在这里，寻求一种可能的精神立场的必要性得以凸显。正是在精神被消解之后，人们才会理解精神立场对于个体生存所提供的意义。只有在这种生存无根基的状态中，个体才会懂得从存在的深渊中伸出求告的双手。诗人必须获得这种面对“拔根状态”的勇气与信心。“然而，它递给我/一杯散发着芬芳的酒杯/里面盛满了黑暗的光明”（荷尔德林《怀念》）“然而”，这个词意味着一种坚定的转折，一种转过身来重新面对的勇气，一种重拾的信心，一种在经历了严酷的形而下的拷问之后重新获得的形而上的安慰。经过黑暗洗礼的光明终将照亮个体的生存：在诗歌中，新生的根正在破土而出——重新“扎根”！
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重新“扎根”之后获得的那种精神立场可靠吗？它会不会把我们带向另一种虚妄？一种可靠的精神立场的获得是可能的吗？如何可能？事实上，在当下的语境中谈论诗歌写作中的精神立场问题无疑需要审慎。我们只能简约的追问重建精神立场的基点。我的理解是：信念。一种深入存在之渊并懂得承负的智慧。一种持久的勇气与担当，“平淡含蓄又虔诚痴迷地潜入敞开者的空隙之中。”当我们写作——朝向存在，朝向本原，思与诗。这就是无声的答案。事实上，它不需要回答，而更多需要的是行动，是诗写的实践，它的可能性在不同的层面与维度展开。而朝向存在的诗人们已经用他们的诗写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脚踏实地的可能的根基。“人之为人的非肉眼之光/所能触及的地基/主要将由一位语言/在纸页上真正失明的诗者/借助单纯上升的愿望/努力完备/在转瞬即成的内心”（陶春《回到开端》）在诗写过程中，诗人透悟到生存的原义之所在，感知到存在之无所不在的创化与幽微。 “诗者，以另一种方式即：搏动语言之舟展开的道之溯源者。中空无桨可划的牵挂，反击任何一劳永逸对诗歌的外在运动与定义。”（陶春）诗歌越接近存在之本原，就越是被宿命的时间击中，就越是唤起对精神生命的绝对渴望。因此，越是深入写作，深入诗歌，对一种可能的精神立场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其精神赖以展开的方向与维度就越丰富。一个成熟的诗写者，他必须学会面对涌现与聚集于诗中的各种复杂而微妙的“思”之担负。
三：存在诗歌的神性之维
在一个信仰空气稀薄的精神场域与文化生态中来谈论诗歌写作的神性会面临许多困难，谈论所取得的效果也往往是反讽的。所取得的反讽结果除了消解一次针对诗歌立场的讨论的严肃性之外，还让人绝望于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的荒漠状态。同时，我们还必须面临一个问题——神性问题本来就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在知与不能知之间。但一个严肃的诗写者总会在某个写作的时刻遭遇到诗歌中的神性维度。因此，我的策略是用说来对应“不说”。未说的已在所说之中或在所说之外，在神性之维上，要求我们学会倾听——不是听我说，而是倾听来自我们自身内在的声音。我们有必要坐下来，平静而忍耐的针对自己的内心作一次检讨。让我们用一种颤栗，一种感恩的心情来谈论这精神中的至高者。
在这里，我并不是在宗教的意义上谈论神性。诗歌中的神性维度，我宁愿从哈曼的意义上来谈论它。哈曼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要是我像德莫斯提尼斯那样口若悬河的，我顶多也只能把一个唯一的词语重复三遍：理性就是语言，就是逻各斯。我啃着这块硬骨头，并将终身啃咬下去。对我来说，在这一深渊之上始终幽暗莫测。我却总是翘首期待一位天使，为我捎来一把开启此深渊之门的钥匙。”在这里，理性、逻各斯统治了整个世界，但在幽暗的深渊之上，我们并非全是绝望，因为希望在于一位带来钥匙的天使。诗歌写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期待这样一位天使。一种对理性深渊的超越的努力，同时又知道其限度。（期待一词，意味着一种非强力而至的限度）这就是我在这里讨论的诗歌的神性维度的真实含义。
事实上，神性曾经为古典诗歌铺张过最为圣洁辉煌的精神背景。但这种精神背景却在伴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这只是针对诗歌的整体状态而言，不排除里尔克等诗者重建诗歌神性之维的努力。但当我们尝试着去确立一种可能的精神立场之时，诗歌的神性维度就已经潜在的包含于其中了。在最浅表的层次上，诗歌的神性可以被理解为对诗歌语言的一种提纯的努力与关注。让语言在诗歌的锻打下发出神性的光辉，从而庇护作为个体的孤独无依的写作者。语言就是理性，就是存在的深渊，但人的救赎也必须从语言的深渊中获得。语言反对语言。诗歌反对逻辑。诗歌就是从日常生活的众口一辞中开出一条灵魂的血路并重建生存的新境。这也是孙文在《梦想的诗学或人类未来诗的文明》中所谈到的：“生存的无尽的黑暗，由于有了玫瑰花瓣的降临而得以映亮；生灵对死亡深渊般的恐惧，由于有了天使羽翼的护卫而得以消弥；无论是物质、肉体，还是精神、灵魂，统统都得到了无限的庇护，使我们得 到了永恒的安慰。这一切恩泽的照耀全部来自于诗，来自于——诗的文明、诗的智慧的太阳和月亮。”陶春所倡导的内驱性写作其实也是对诗歌写作中语言神性的一种期待。“内心中冥想性血液流淌的强大内在逻辑与想象力，极少借助外在现存事物的实体及场景诱惑，直接进入词语谈话敞开的原生状态，并且在融化掉现实空间的同时，确立了人之为人的，不可重复的意识活动相对于万物的共在状态的相互构成。这样的相互构成境域的写作结果，就是使每一次写作都成为新的冒险的开端。”（《有关诗歌写作的一次谈话》）
一种超越理性深渊的语言行动由此趋向神的住所，同时，这种语言行动也超越了语言行动本身，它必然抵达生存之境。语言的神性趋向必然使心灵沐浴神性的辉光，并抱慰在现实中被碰撞而破碎过千万次的心。偶在的个体在线性流动的时间中的无奈与无助被语言的神性升华到一种全新的存在之境。之前，个体的生存是混乱，是失控，个体成为价值的拼图，意义的碎片。在神性的照耀下，个体的存在有了完整的意义图画。孙文在《梦想的诗学或人类未来诗的文明》刻画了这种令人颤栗的体验：“每当心体成为文体时，闪耀诗性神彩的语言，便凝固成了最独立的灵魂生命体。他百味俱全，神形兼备，仿佛一股凛然的精神之气遍布人的全身，化作银河落九天般澄明嘹亮的赞颂。当你骑上那源源不断、奔腾不息的诗的激流；当你感受到那爱的狂喜与平静渗透进 你活扑扑的性灵；当你既痛苦又幸福地拥着人类永恒流动的希望之光和旋律，让她们重新在后来者心中得到唤起的时候，那无边的灵魂世界啊，将怎样揭示出无限者永远深含不露的灵魂机密呢?!将怎样为你打开一道认识自己与无限苍生命运的大门呢?!将怎样展现出一幅幅惊心动魄、奇丽无比的心灵画卷呢!?”
神性是诗歌中整全的精神背景。对深渊的超越只是其中的一个向度。我们还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另一个向度：那就是对深渊超越的限度。以为个体的生存可以无限的超越，那是一种谵妄。对于写作者而言，对神性的趋向必须是去努力获得一种健全的心智。测试超越的限度其实就是在测试人自身的限度。面对高于人类的存在的真相，学会敬畏是一种美德。“蓝色灰烬的草叶/静静匍匐在每丛深冬/仔细浇灌过白云泪水的图表之下/重新组装并孕育着它们/在前一个黎明中流产的独白/犹如划开我手心/一段睡熟了麦穗的乐音……”（陶春《对未来语境的一次虚拟性构述》）在这里，并没有洞悉一切的狂妄姿态，但那种向上超越的努力与期待中的宁静所形成的张力空间足以让神性的辉光弥散出来。一种对于神性言说的小心并不构成对个体心灵的贬损。恰恰相反，心灵的强大才能真正的形成对神性的期待。这就是里尔克所说的那种最好的生存勇气：我必须伟大，才有益于他的伟大，我必须单纯，才不会扰乱他，我的真诚在某处邻近他的真诚……
所以，从更高的层面看来，诗歌的神性之维其实是信仰的维度。信仰，是精神立场最坚实的基点，它在理性之外，启示之中，非言说能言传。《存在》的诗写者们就是在这一层面来坚持神性的向度的。陶春在《诗者及其信仰》中这样写到：“信仰一词意指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心灵倾向对外部世界充满不同特征的各种存在所做出的一种观念上和行为上持久的肯定或否定……一严肃诗者如果需要信仰什么，他最需要服从和信赖的就是那些来自他心灵世界深处诸多活着的成形或未成形的非我及近乎蛮荒的物质形象在时刻自动产生反应时，所浮上他脑际的念头。”事实上，一个严肃的诗写者的确需要一种信仰之光，一种来自终极与彼岸的价值来支撑他的世界。梁珩在《双重的斗争和信仰》中说，“诗歌是一种必须的言说，但如果不借助一个超验的终极价值，难以界定一种言说在任何程度上成为被确立的。这个终极价值的取得在于人本质性的倾向，即作为倾听和应答于无质的创造精神的实践。”
从信仰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寻找到灵魂的家园，那不再是风雨飘摇的居所，而是宁静的受苦与享乐。作为一种诗歌精神的维度，在面对神性与信仰时，朝向，认同，敬畏……最终，诗歌从深渊中扬起头来，在低处，在丰盈中，朝上，谦卑的生长。
四：存在诗歌的政治之维
政治，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生态中是一个已被严重污染的词。我们围绕在政治一词周围的想象总是与集团、党派、运动、斗争、权术、阴谋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不能或很少能够从政治本来的意义上谈论它了。但我们必须学会严肃的去谈论政治，对于诗歌而言，一个严肃的诗者就必须认真的面对这一维度，因为政治的立场从根本上关涉到诗歌的精神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命运在政治措辞中呈现”，政治避无可避，是绕不过去的坎。
为了避免误会，我即刻给出我所谓的“诗歌的政治”的含义。其一，在诗歌的内部，什么才是诗歌自身的美德？这关涉到诗人如何看待诗歌、如何写作的问题。其二，在诗歌与现实的关联中，诗歌应该与现实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他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对待诗歌与现实的缝隙？诗人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诗歌写作的政治立场的显现。
什么才是诗歌自身的美德？问题应该把我们引向一种思索而不是急于给出某个固定的答案。“介于艺术的本真状态有其固有的自足和自律特性，”因此艺术首先是面对自身的勇气与担当。我想在这里提起哑石曾经谈到过的诗歌的“微观技艺”和“语言的良知”：“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纯然孤立的诗艺，在诗歌的言语活动中，语词及其组合应该更富于精神构思、偶然性，更富于某种与思想传统垂直的维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避免花哨的装饰，才能更好地使诗变得不可简约，即让诗从微观的细致处回到诗本身。 所以，当我谈起语言的良知，其本意绝不是想给诗附加一种伦理学、社会学要求，而是恰恰相反——尽量在诗中剔除非诗化的杂质吧！落实在言语活动的肌理上，让诗不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一种属性，而是由良知统摄的语言结构和功能那浑然一体的肉身。”（哑石《语言的良知及其他》）在这里，曼杰尔施塔姆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例证来说明诗歌自身的美德就足以构成政治的意义，他认为，让诗以水晶的成型方式在他内部的语言中形成是诗人的责任。诗人的责任在于发声而不是陈述。诗歌需要真正自由彻底地成为他自己。屈服于诗的冲动便是服从良知。但是，这种纯粹的声音本身就构成了对专制话语的冒犯。所以，在某种语言对诗歌语言形成致命的笼罩与打击时，能否守住诗歌的自足与自律的内部尺度就关乎到诗歌自身的美德。
因此，诗歌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又成为诗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诗人奥顿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坚实的基础。他清楚的意识到诗歌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诗歌是“神奇的咒语”，另一方面，诗歌也制造智慧和真实的意义。这两者时而和谐时而矛盾。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诗写者有着自己的思考，“词语的时空纬度释放必须从公共、抽象的泛指语境中间提炼。换言之，作品如何实现自身的精神向度。它的韧性，抗打击能力正如与哑石一次谈话所言：问题是怎么才能让时代和我们的写作（不是单向度的、被动的）产生深刻的遭遇？”（陶春《有关诗歌的一次谈话》）的确，如何让写作和社会、文化、思想产生深刻的关联，是写作者无法绕过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里，我想援引曾使希尼激动不已的哈维尔的话：它是一种精神状态，而非一种世界状态。我们心中要么就有希望，要么没有希望。它是一种灵魂的维度……
看，问题绕了一周之后，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精神立场的问题上来了。最终，还是一个写作者个体的态度选择——怎么选择，这正是诗歌中的政治之维。
在我的诗歌视野中，可以清晰的呈现出来的有以下一些姿态：1，拒绝的姿态——“拒绝是一种艺术态度，很和平的性质避免你与钢铁对抗，在妥协之外为你提供另一种选择：在保全生命的同时保全艺术。在人类经常的困境中，所有的第三种选择都是逼出来的角度，拒绝也不例外。它开始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往往变成被迫的抉择，最后升华成为理性的自觉。”（周伦佑《拒绝的姿态》）这种姿态后来演变为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这种姿态从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性的姿态，它能够为失血的汉语写作带来一些燃烧的血性，但在对抗中耗散的精力过多，在诗歌内部的美德上难免缺失并且，其对“不”的推崇难以抵达最终需要说出的“是”。2，介入的姿态。这是萨特意义上的介入文学，即文学必须介入现实。这种入世姿态无疑是积极的，但问题在于，一首诗歌真能“介入”现实生活？很多深入写作的人至少对此保持警惕——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3，见证的姿态。诗歌是一种见证的力量。“真正的诗人必须诚实”，“今天我们能做的只是提出警告”。（欧文）见证仍是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但相比于扛着枪上战场的诗人们则相对消极些。4，审慎的关注。诗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穿梭，他把理想的光带进生活的洞穴（柏拉图意义上的）。这是诗人必要的关怀。但他自己明白他所带来的光不过是折光，因此他又有着必要的审慎。（与徐果的一次谈话中的启示）。而存在的诗歌写作更多的倾向于第四种，一种“隐匿性写作”，在一次访谈中陶春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如果没有充足的血和牺牲精神妄谈什么诗歌也要干涉政治直到政治不干涉诗歌为止……我以为唯有隐匿性写作是解决这种硬性冲突的最好方式，这并非害怕。”在这里，既没有对现实逃避的念头，但同时又有着理性与审慎。我觉得这是当下的写作者所能采用的最佳姿态，在这其中，充分的体现着诗歌在各个方面所应该具备的美德。这是一种成熟的诗歌政治承诺。
五：存在诗歌的身体之维
之所以在这里谈论身体的维度，是基于我对目前诗歌在处理“身体”这一问题上的不满。现代诗歌从八十年代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到身体意识的觉醒，其间转变的轨迹是有迹可寻的。但是，从第三代到下半身，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身体的维度上可曾为诗歌的写作提供出坚实的基础？事实上，路是越走越窄，诗歌在肉身这一方面也越来越丧失一种严肃创造的精神。不被灵魂指引的身体只能是欲的狂欢与灵的沉沦，行尸走肉而已。诚如陶春的判断：“整个90年代以后，无难度、无深度、无终极视野关怀，类似词语分行排列的写字活动，不但使诗歌抒写本质被日趋混乱、陌生的口舌与嘈杂语音彻底隔绝，并在最后彻底丧失了诗歌经由语言，确立人之为人，测量自身维度存在之高与存在之重所必需亮出的另一种更深存在的根基 。”
作为朝向更高的存在维度的写作必须为诗歌提供出一个坚实的身体性的基础。这里的身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诗歌中的身体性意指着诗歌的肉身性基础：诗歌首先是一种生命感觉。从生命最切身的体验出发诗歌才成为一种可能。这里的生命感觉不仅仅是肉体的，它必须朝向灵魂，朝向智慧，朝向爱，它必须学会一种自我的净化与提升。其次，在诗歌内部，诗歌的身体性提示着创造性的智性认识的感性基础。诗歌必然是形象的，“道”在诗歌中需要贯注于肉身——道成肉身，实现诗歌中智性与感性的综合。
诗歌在其本质上是智性的一种创造性的善，但这种创造性的善必须在美中才能发生。缺失生命感的诗歌最终不会作为诗歌被接受。如果完全沉溺于玄思，如果不曾真正去体味过身体带给人的颤栗与惊奇，那么他的写作终将是空洞的，他的形象就只能是遥远的阴影，冷冷的，无味的，无所谓的。对于诗歌，源自生命的经验与体验是非常关键的。诗歌写作必然奠基于切实的生命感觉之上。像刘小枫所说的一样，诗人能够被历史所挽留，不在写得多，而在是否以尖利的语言构造给历史留下刻骨铭心的感觉表达。
当然，诗歌对生命感觉的依赖会导致另一种极端的情况，那就是诗人被生命感觉所吞吃。沉溺于生命感中，为肉身的欲望摆布——下半身写作的可怕状态。因此，必得有一种健全的心智来抵挡来自生命深处的自身的风暴。进入到一种眩目的静穆中，体验，却不沉沦，倾倒，却不放纵。抱持一以贯之的关怀，深入身体自身的深渊，在生命的颤栗中，把它的不安、颓废、兴奋、热情转译出来，用诗，用与风暴相匹配的风暴、与深渊匹配的语言的深渊，用严肃的创造精神，诗人得以创造奇迹。
在诗歌自身被创造的过程中，诗歌的身体维度意味着一种眩目的感性。它是一种激情的燃烧，是精神火焰烤灼身体的疯狂，是迷狂，是孩子般单纯无依的游戏的快感。在这儿拒绝单一的逻各斯的统治，拒绝纯粹沉思的统治。布莱克说：“用意义和用思想描绘的所以图画全是疯子所画，因为谁是大傻瓜，谁的笔就愈能深得神韵，而当这些人酩酊大醉时，他们总是画得最棒。”的确，恢复诗歌的贴近肉身的入骨入髓的体验，用疯狂状态下的直觉直接进入对世界的领悟，是诗歌必得寻求的身体之维。“我明白黑夜就是闪电之母，在大地上/把双手伸进我的脊髓”（韦源《七影梅林》）诗句胁着无可置疑的力量直接打击着我们的身体，像一道闪电，直接击中我们的脊髓。这让人想起诺瓦利斯的话来：“诗人确确实实疯了——这种疯换来的是一切都在他内心发生。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灵魂，又是天地万物。”
也许，在诗歌和作为写作者的身体之间，有一道不能轻易越过的黑暗地带，这种黑暗提示了诗写者需要承受的重负。但黑暗并非绝望的止步，“相反，它拥有自身完全的纯洁和清澈，要求同样纯洁和清澈的诗者之心，一道守护住这源源不断产生光源的黑暗。”存在之诗以其纯洁与清澈的精神固守了诗歌的根基。守护黑暗，也就守护了从黑暗中源源不断发散出来的光。
六：结束语
事实上，诗歌从来就未曾离开自己的本原，它一直在着。存在如是存在。对于严肃的心灵与艰苦卓绝的努力，诗歌如是敞开。诗歌长于存在的大地之上，是存在如是的涌现、聚集、显现。秉持一种信念，诗与思就朝向存在的神圣。诗歌，是如此深深的植根于诗本身的历史中，同时又是如此深深的植根于人性的历史中。因此，诗人必须拥有自己的精神立场，才不致在现世的风中摇摆不定；诗人的心灵必须强大，才足以与诗歌匹配。人世需要诗，诗人需要诗。诗更多地承担着诗与思的深入、对生活可能性的洞悉、对存在的敞亮、对生存根基的大地性的寻求与深入、对精神火焰指向的天空的仰望与敬畏……诗歌是一条漫漫的长路，在这条通向存在的求索路上，我们还有长长的路要走，我们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2005乙酉暮春于云盘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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