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有关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的话题,历来是国人争论的热点,然而由于划界以及概念的界定等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样的争论还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国人对科学的体认又多了一些意识形态的痕迹,这样一来,本是与此有关的一些平常学术问题,谈论起来颇有一些触摸禁区的意味,以至于有学者撰文说:科学可不可以被研究?由此也可以看出研究此类问题的一些尴尬处境。由于这些有形或无形禁区的存在,导致反思的道路成了被冷漠地悬置的异域。曾几何时,以科学名义活跃在舞台上的各路“神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竟然没有留下一丝可以反思的痕迹。无形中,我们又被迫应验了黑格尔的咒语:凡属于“精神”的,一概离中国人“很远”。然而,我仍固执地坚信,中华的灵根还在,终将会有人以勇气和良知的名义打破这种思想缺席的状态。可喜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博士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这个敏感而又困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清理,为我们反思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2005年8月在长沙举行第十二届全国科学哲学年会期间,笔者偶然读到刘华杰博士的近期著作《中国类科学》(上海交大出版社,2004年),由于这本书讨论的问题与笔者的专业关系密切,而且涉及的问题也是笔者十分感兴趣的。因此,利用空闲时间很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总体感觉本书文笔清新,理论观点的阐述层次分明,解决问题的思路巧妙,对于当下敏感的学术争论问题不回避,而是深入挖掘与辨析,实在是近来中国科学哲学界难得一见的好书。读罢忍不住想对其中感兴趣的问题说上几句,也算学习心得吧。
    这本《中国类科学》大体说来阐述了三个大问题:1对中国1979-1999间曾经轰轰烈烈的类科学现象的兴起与衰落进行细致的思想史考察;2从学理上界定与梳理科学与类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3追问科学与反科学之争的理论旨趣。这种架构安排对于读者逐渐深入了解科学、类科学与反科学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循序渐进的优势。
    回顾1979-1999年间在中国大陆上流行的各种人体特异功能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仿佛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然而,今天三十五岁以上的人,对那些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宣传“神功”的材料可能至今还记忆犹新。别小瞧这个问题,在当时这些都是以科学的名义或面貌出现的,今天再看这些所谓的各种特异功能无一例外都是伪科学,仅就这些珍贵材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就极具史料价值,中国古语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相信对于以后再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会有一种理智与客观的评判。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这是国内第一本对盛行二十年之久的特异功能现象从哲学和社会学层面所做的分析。在这里刘华杰博士开创性地引入了类科学概念(alternative science),这样就避免了伪科学这个语词习惯中所暗含的贬义性和意识形态性、以及传统的科学与伪科学的简单二分出现的困境。他把从事类科学的人群划分为三种:江湖型类科学、学院型类科学和权贵沙龙型类科学,而在中国造成伪科学泛滥的根源是前两者与后者的结合,单就前两者单独的影响来说,绝无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出现诸多“神功”丑闻的根源所在。能够尖锐地指出这点是颇需勇气和良知的。
    对于科学与类科学的划界问题,刘华杰博士充分利用了当今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成果,进行了多维度剖析。从历史上看,逻辑实证主义倡导证实原则,由于存在休谟难题,以此来为科学与类科学划界显然是不成功的,但是毕竟它提出了证实原则作为一种划界标准,还是有贡献的,至于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提出的证伪原则,也是不充分的,但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休谟问题。由于理论的韧性,任何科学理论并不是轻易就能被证伪的,再加上迪昂-奎因现象的存在,我们无法指出具体的错误出在何方。到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那里,科学与类科学划界标准越来越宽松,可以说在两者之间已经很难发现泾渭分明的界限。为了克服这种相对主义的划界标准造成的困难,又出现了力图恢复划界标准客观化的努力,这就是邦格和萨加德的综合划界。至此可以看出划界问题的复杂性。笔者在给学生们讲课时喜欢用一个比喻:即大陆架的比喻,把这个比喻套用到华杰博士的科学与类科学的划分上,即科学是浮出水面的“陆地部分”,而类科学则是淹没在海面下的“大陆架部分”。众所周知,大陆与大陆架是有联系的,但问题是,科学与类科学有关系吗?其实,这也很好理解,科学毕竟是一项年轻的事业,按怀特海的说法,近代科学的诞生距今也不过才四百年(从16世纪算起)的历史,科学最初是与宗教混杂在一起的,后来又与哲学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才从文化的系统中逐渐脱离出来。这样看来,科学与类科学还是有着一些联系的,大陆架的比喻还可成立。按照刘华杰博士的界定:“伪科学是类科学中的一小部分。”(2004,p129)这样一来,华杰博士把伪科学定义为:把非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则此种声称是伪科学。这个元定义很精妙,它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困难。换言之,它没有直接定义什么是伪科学,而是规定了什么样的行为是伪科学。这样就为非科学的存在留有了空间,同时,这样的界定还暗示了当下一些被称为科学的也可能在未来退化成类科学,而类科学也可能在未来进化成科学,这种情形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就如同落潮时部分大陆架成为陆地,而水面上涨的时候,部分陆地又沉没成为大陆架。科学是动态发展的,科学也是可以出错的,科学并不代表绝对真理。华杰博士提出的类科学概念的好处还在于,打破了我们传统观念中僵化的科学、伪科学的二分法,把文化中被丢失的部分又找了回来。在我们这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度里,人们的思考方式习惯了非黑即白的固定模式,这样的界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有好处的,同时它还能促进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形成,避免了各种权力、权威的一言堂所造成的失误。
    对于国内争论很是激烈的科学与反科学的关系,本书也给出了深刻的洞见。他指出:“在中国,伪科学与反科学常常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简单的必然联系。人们可以持反科学的见解,但并不搞伪科学。同样,人们可以搞伪科学,但并不反对科学。”(2004,p155)据笔者对近几年有关方面的争论的文献的阅读,发现在中国大多数的反科学者并不是真的反对科学本身,也不搞伪科学,问题出在对“反”字的理解上,这里的“反”是批判与反思的意思,就连极端的相对主义者费耶阿本德也不是真的反对科学,他只是对科学的无限扩张,以及生活世界被技术宰制的现状感到极度的恐惧与不满罢了,进而竭力反对这种没有限制的科学沙文主义做法而已。伪科学者很少反科学,他们大多借用科学的大旗为自己张目,从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以及社会的认同,然后才能达到敛财等目的。想想当下社会,科学已经成了真理的化身,从大到科技政策的制定、科技资源的分配、小到生活起居,哪一项没有被科学染指,而结果如何呢?借用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这是一个脱域的社会,它的内部充满了各种专家系统与象征标志,这是社会科学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在脱域的社会里,科学自身有能力调整运行中出现的偏差吗?反科学的存在,恰恰对科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约束和竞争环境。因为由科学塑造的脱域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
    科学与反科学之争,还指涉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换言之,谁来监督科学共同体日益膨胀的权利?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产物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科学的存在恰恰保证了科学健康发展的边界与方向的问题,从而也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建设。想想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许多改革之所以出现重大挫折,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有力的反对声音。1979-1999年间,各种“神功”在中国的畅通无阻,不正说明我们的文化环境里缺少对沙龙权贵们的有力批判与反思吗?更何况在知识/权力日益勾连的今天。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是否落后国家就不应该甚至没有资格反科学(主义)了呢?其实不尽然,越是落后的国家对科学越是有一种盲目的渴求,越容易出现科学主义思潮,就如同穷人对钱的渴望远比富人要强烈得多,同理,中国当下的科学主义思潮是非常严重的。之所以提倡反思与批判科学,一则为科学发展所必需,再则,如果科学也受到严格的反思与监督,那么各种伪科学还愿意拉科学这张虎皮做大旗吗?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与本书的作者都持一种弱反科学主义的理论姿态。
    刘华杰博士的这本著作,通过对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娴熟运用,对前沿焦点问题的深刻分析与准确把握,以及对大量国内外案例的细致调查,对于读者认清类科学的复杂性提供了多个视角,从这个角度说,这是国内有关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研究的优秀著作。笔者很佩服刘华杰博士的勇气与良知,在中国当下语境中公开揭露当年各种伪科学流行的内幕,以及坦率声明自己科学观的转变历程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我们社会里的权贵沙龙的角色仍然存在,在科学的殿堂里,民主仍然缺席。也许思想并不总是为人们所喜爱的,但是,正如拉卡托斯所言: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

200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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