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盲先生:
所寄04年1期《先锋时代》早已读罢,它是我所读到的最有冲击力的杂志之一。确如刊物的自我标示:“智识分子读物、个性分子读物、另类分子读物、先锋分子读物。”我目前正关注当下中国先锋诗歌现象,读后叹赏之余,也有一些感思。这里,不妨谈谈如何看待“先锋”与你所倡导的“乐音”论,就算是阅读《先锋时代》的一点反馈吧。
一、什么是先锋?
“先锋是生命不断探索未知的张力。”我很欣赏你这一说法。然而,一当我们把对象放进不同的具体语境之中,加上观照角度的变化,对象就会呈现多义的色彩。“先锋”亦然如此。比如,从当前突击写作禁区的角度看,从当下破除艺术表现禁区的角度看,极权式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中国人面对的最大一个禁区。在中国要说“先锋”,就不应回避这个人所共见的最大禁区,就应当是对这个大禁区的突击与突进。唯其这一区域的霸权主义盛行对文学艺术的钳制,敢于冒犯敢于犯险对其实施冲击才是当前中国所需要的真正先锋。而文学艺术的其他表现,如写肉写性,反音乐等,再激烈再极端也会得到容忍。中国当下的“先锋”,不落实到冲击极权专制的话语革命上,都将显得可疑。从这个意义看,如果文盲先生意在以“乐音”话语消解“音乐”话语的极权主义色彩,当然属于先锋。
二、关于“乐音”哲学
提出以“乐音”话语权力颠覆“音乐”权力话语,无疑是一个创举。“乐音”的原发性、普泛性与创生性值得大大开发。但读罢文盲先生有关“乐音”的论述,笔者仍感到所作的阐释失于模糊,使人难得要领。要使“乐音”理论步入“哲学的行动”或“行动的哲学”之境,涉及到两个问题,倡导者应给予明白的阐释。
第一、“乐音”论的依据或根源
“乐音”论既然作为一种理论提出并强调其具有“行动”特质,人们势必要追究其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合理与合法,如果不从社会世俗层面上追究,也应当在精神意识层面的本原性上获得确立。换句话说,“乐音”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必须有稳固的精神根源和深邃的意识(无意识)根基撑持。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文盲的“乐音”标示自己是反理性的。从文盲的阐述看,“乐音”论扎根于个体生命的本能。其倡导“学习自己”,便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脚。
“乐音”论主张回到个体生命,显然,文盲先生的“乐音”论已经扎进了个体无意识层面这一根基。然而,仅限于此,“乐音”论的根基还是显得简单、显得狭隘、显得小气、显得局限了,而且很难保证实际的操作性即落实到普泛的“行动”上。这是因为,“个体生命”的状态千差万别,高低优劣各各不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并非妄语,而是实际情形。我们不可能期待不同的个体生命对“乐音”作出一致反应,甚至不能指望某些个体生命对乐音有什么反应。作为先锋的“乐音”,永远只是极少数精英的个体生命创造,只怕与大多数芸芸众生难得投缘。但“乐音”又必须推向广大的众多的形形色色的生命个体,否则将不可能完成“颠覆音乐”的“乐音革命”。这显然是一个悖论。
先锋分子创造的“乐音”要激发芸芸众生中的“乐音”,必须有一种或多种乃至无数种,寻找一条或多条通道,方能使“乐音”进入众多生命个体,并使之同频共振。没有这样一种同频共振的社会心理机制,“乐音革命”岂不落空而流于清谈?
但这种同频共振的社会心理机制,并没有在“乐音论”中得到阐述,因而在实际上架空了“乐音”的合理性,同时也使“乐音革命”的合法性显得可疑。
老象在此提示一点:关于乐音的合理性与与乐音革命的合法性,若不求助于“天道”(宇宙大生命),不求助于“地道”(民族和人类的圣贤所体现的传统优性文化),不求助于“人道”(现代人类共通的感受与情绪),而将“乐音”论仅仅建立在“个体生命”本能的叛逆上,或许难免浮薄浅泛吧。
只有参通天地人,建立在天道、地道、人道之上,“乐音论”才可能根基深稳,合理合法。
第二、“乐音”论的价值取向
现在我们要问:提出“乐音”论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对“音乐专制”的反叛吗?仅仅是为了消解音乐的权力话语吗?仅仅是为了让“个体生命”无羁地任性渲泄吗?且不说要实现上述标的会涉及多少问题,能否行得通;我们通过“乐音”的消解与反叛,能否为人类建立起一种对于音乐的新的普世价值呢?即便有了“乐音”,人们就能自由地释放生命本源的创造力吗?
而要探寻“乐音”有无意义、有何意义,我们还要关注其“走势”问题,即应当对其“去向”心中有数。一种富于生命活力的理论与实践,其走势和去向,应当是从自我出发,进入社会与时代,进入宇宙大生命,最后自我与世界融为一体,个体小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合而为一。不可能仅仅是自我面向自我,从自身走向自身。因为“乐音”一旦从自我发出面向外界,走向社会大众,它就必将承担一种职责:教化人心。这一点,不管你承不承认,不管你愿不愿意,创造者都必然要承担其创造成果的社会功能。文学艺术是人类灵魂精神形态的表现,它的社会功能就体现在教化人心的义务与职责上。当年,中国文化之伟大圣哲孔子创作礼乐制度推向中国社会,就是如此!孔子深刻地看到“创造”与“接受”的本质差别,提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见解,强调礼乐制度如“风”的主动化育性,愚民大众心态如“草”的被动受伏性。孔子对于创造者与接受者之关系的天才把握,因而他以礼乐精神创设的富于实践性的礼乐制度,数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世道人心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由孔子发现并实现的这一礼乐教化原理,难道过时了么?试问有多少动辄“反传统”的后生晚辈予以注意过?孔子创设的广泛深入社会人心并牢牢占据历史文化制高点的礼乐教化机制的微妙与有效,至今仍乏人认真研究,转化为新时代的人类教育资源,可叹!
以上信口胡诌,不当之处,还望文盲先生海涵。
张嘉谚写于05.7.1;2005年9月14日键盘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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