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网上看到两则消息：一则是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上书教育部，痛陈代课教师每月仅有40元工资的现状；另一则消息是农业部的两辆豪华的尼奥普兰牌大巴（笔者寡闻，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被破坏分子烧毁，每辆大巴价值一百多万元（《京华时报》11月5日）。相信看到这两则消息的大多数人都会与笔者一样感到无比震惊，既惊讶于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还这样贫穷？也惊讶于我们真是奢华，连上下班的班车都这么气派。相信更多的人会从心理被40元/月的工资标准深深震撼，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仍然贫瘠瘦弱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于祖尧语，2002）。
抛开这两个案例的结果不谈，这个事实再次指涉了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严重伦理缺失的问题，即作为公平的正义在政策制定层面缺席了。众所周知，任何公共政策都具有导向与激励的功能，它本应该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然而事实却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成为少数精英与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博弈的结果。而广大公众在政策制定的这场盛宴中成为身份不明的旁观者，如王小波所言：变成沉默的大多数。这就是公众在当下政策制定中的真实处境。这种政策制定模式造成的后果就是，贫富两极的急剧分化，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当下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坦率地讲，我们把太多的改革成本分摊到公众的头上，而改革的大多收益却被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瓜分了。就政策制定而言，我们应该痛下决心改变这种制定模式，加快公众成为政策制定主体的步伐，这样才能使政策的制定充分体现作为公平的正义。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曾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对于缺少公平的政策制定模式，现在是到了应该修改和替换的时候了。
回到标题，40pk1000000，看起来觉得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个现象反映了一个大问题，即公共财政问题，这是公共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任何公共政策的功能的直接显现就是对资源的分配问题。至少在标题中，已然可以感觉到这样的表面印象，农业部有钱，而农村代课教师没有钱，一辆班车就相当于2000个代课教师全年的收入。这样的车还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其实这些钱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结果，唯一不同的是分配额度不一样罢了。问题是为什么农业部会用如此高的价格买两辆豪华大巴作为班车呢？很简单，买车的支出不需要经过纳税人的监督与批准，因此我们急需改变当下的财政模式，转变为公共财政模式，即任何财政支出都应该处在纳税人（公众）的监督之下，只有得到广大纳税人的认可才能通过，相信如果是这样，这些豪华车肯定买不成了。这里的关键是谁来监督公共财政运做，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加强制度建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在目前情形下，体制内的监督基本上是低效甚至无效的，这是由于体制的结构决定的，审计署李金华的出现，只能说是一种英雄主义的闪现，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李金华，还会出现审计风暴吗？这一切未尝可知？鉴于当下的困难局面，应该增加体制外监督的作用，如各种新闻媒体、听证会等形式，这些体制外的监督的优点是，低成本高效率，反应速度快，方式灵活，而且监督结果能够真实反映公众的声音。前段时间通过的个税修订，经过听证虽然只取得了很小的进步，但这一小步却反映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大步，
权力财政让位于公共财政，这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每年我国公务员报名的火暴情况，已经充分说明了人们早已看出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渐深入的环境下，行政部门已经成为逃避监督获得最大利益的最后宝地，如果我们仍不主动改变传统的财政模式，那么我们的分配就仍是不公平的，我们还会在某一天看到更多的类似现象。
2005/11/6日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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