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媒体上看到，卫生部高强部长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强调并承诺：“将继续深化医改，引入社会资本，改变医疗服务基本由公立医疗机构垄断的局面。”联想到前不久，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惊人的勇气给本不平静的中国又创下一个新的神话：在短短六十七天内，竟然让一名患者花费550万的医疗费（其中住院费高达140万），而且创下一天输液10万毫升的记录。（重庆晚报，11/24）笔者想知道：经过20年的医疗改革，我们仅得出了引入社会资本与竞争来化解当下的困难局面，是否我们的认识太落伍了，得出这个结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追问：中国当下的医疗改革是主动地推倒重来，还是被动地引入竞争，幻想通过竞争打破垄断来消解当前面临的困境。问题是，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如何能够实现，在这项事关全国人民的福祉的政策制定中，作为政策目标受众的公众是否又一次成为政策制定的缺席者？
联想到前些日子，国内关于中国医疗改革成功与否的争论，实在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再辩论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公众都知道医疗改革的失败，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还存在为之辩护的声音呢？有些人想掩盖什么呢?这已经不是真假判断问题了，而是公共政策制定中公共道德严重缺失的呈现，一些人为之辩护无非是逃避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问题而已。当时的医疗改革政策是如何出台的？政策的制定者对中国的现实又了解多少？笔者之所以数次呼吁政策制定模式转型，是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仓促出台，等到后来要终止它的时候，阻力和成本都是巨大的，甚至变成无人敢碰的烫手山芋。政策作为公共产品，一旦出台，就会形成制度惰性，因此作为一项关涉无数公众利益的政策的出台一定要经过广泛的、充分的讨论，经过多轮的博弈，才能保证政策的制定最大程度上达到帕累托最优，才能真正实现提高民众福祉的初衷。寄希望于精英们能够在政策制定中充分体现公共道德，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作为市场化中的个人，精英们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偏好无法代表广大公众的偏好。我们目前在政策制定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少数精英出台政策很快，可是这样的政策很少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上面提到的案例尽管极端，但是也很能说明当前中国医疗改革的现状。笔者一直在想，已经争论多年的药价虚高、广大患者看病难的事实，应该说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吧？可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以前是、现在仍是广大公众意见最大的领域？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多年都解决不了？作为全国卫生系统的最高领导机关，至少这些问题已经从侧面反映了卫生部行政不作为的事实。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卫生部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必须梳理清楚的问题。国家每年投入到卫生事业的支出如此巨大，而广大公众却很少能够从这些投入中获得实际的利益，这说明了什么？那些巨大的支出都花费到哪里去了。因此，仅单方面地引入社会资本，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现有的医疗系统成为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特权和优惠待遇，又具有市场经济逐利的疯狂热情，对于这样的双面人角色，如何改变身份定位才是关键。下面的数据是笔者从卫生部的网站上看到的。相信大家看到这组数据，本能地感到国家的初衷与残酷的现实是多么地背道而驰。
项目 2002年总支出 构成比例% 2003年总支出 构成比例%
卫生总费用 5684.6 100 6623.3 100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 864.5 15.2 1137.8 17.2
社会卫生支出 1503.6 26.5 1808.4 27.3
个人卫生支出 3316.5 58.3 3677 55.5
卫生费用占gdp% 5.42 5.65
人均卫生费用 442.6元 512.5元
本表格是笔者根据卫生部统计信息整理而成(单位:亿元).
众多医疗系统争先恐后地堕落，已经充分证明我们的医疗改革已经死了。政策失灵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让占gdp5~6%的巨大投入真正体现国家的初衷，应该是我们通过这个事件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要在医疗系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必须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原有的医疗政策要坚决推倒重来，否则医疗改革无法真正实现预期的目标。至于如何处理哈尔滨这个荒唐的个案，应该成为新的医疗改革的出发点，而不是在原有模式上的“手术操作”。如果没有这个魄力，那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地方继续上演这样荒唐的吸血悲剧。现在是到了终结原有的医疗政策，重新建立新的规范的时候了。
11/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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