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为我送通知书




    我成了村里第一位跳出农门的大学生。告诉这信息的不是别人,而是一向威严无比的张校长。
    那是1981年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在后背山的大树下乘凉。虽说蒲扇摇个不停,但仍然驱赶不了夏日的燥热。身上的汗珠如雨点一般密密麻麻。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使我的心情愈加烦躁。听说班上青儿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而我的却没有一点音讯,莫非又落榜?我不敢往下想,辗转反侧,身上黏乎乎的汗水和竹床粘在一起,难受极了。
    在农村,读书是相当不容易的。不说我学习吃了多少苦,也不说家里怎样一贫如洗,单就我和父母承受的心理压力就让人喘不过气来。方圆几里,没有几个高中毕业生,而父母硬是咬着牙把我一个女孩家读完了高中。去年,我落榜了;今年,又要我复读。平日里,不少村邻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家人……
正当我胡思乱想时,侄儿来喊我:“姑姑,大伯叫你回去。”望着火辣辣的太阳,刚吃了午饭,家里有什么事呢?下地干活?不大可能,从我读书以来,父母很少要我沾染农活。有人说媒?这倒有可能。从我高考回家后,已有三四位媒人来给我牵红线。村里像我这样的大姑娘一般都是一二个孩子的母亲了。想到这儿,我心里不由一紧。
    我忐忑不安地移动着脚步,希望时间过得慢点,再慢点。人还没有到家,远远就看到张校长、村长和父母立在门口,他们脸上挂满了笑容。不用他们开口,我已知道了答案。张校长打开破旧的公文包,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从里面摸出两张纸,一张是红色的喜报,另一张是录取通知书。捧着盖有鲜红公章的通知书,我感慨万千,往日的心酸一齐涌上心头,不由双眼朦胧。一旁的校长和村长不停地鼓励我,祝贺我,说着我是学校的骄傲为村里争得了荣誉之类的话语。村长告诉我,说张校长从几十里外的公社高中不知问了多少人才找到他的。
    不一会儿,母亲从厨房里端出两碗荷包蛋。父亲见张校长和村长谦让着,不由分说上前把碗里的鸡蛋捣得粉碎,硬是要他们吃个碗朝天。吃完后,张校长一边道谢,一边拿着草帽又匆匆赶路了,他还要给其他同学送录取通知书。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了在冒火的大地下,一位年过半百的长者沿途打听一个个学生家庭住址的场景。
    很快,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十里八村,乡亲们纷纷聚在我家。父母乐得合不拢嘴,不停地分烟分糖,递茶倒水。上学前一天,父亲摆了八桌筵席,招待学校老师、亲戚朋友和村里乡邻。晚上,村长张罗着人在禾场上挂银幕。电影放映前,村长当着黑乎乎的观众宣读了村里的贺词……
    那些日子,我家充满了欢声笑语,堆满了祝福。我成了当地明星人物,成了众人的焦点。不知是我开了好头,还是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没过几年,村里陆陆续续走出了二三十位大学生。我村也成了名副其实、美名远扬的“状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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