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影评

2015-09-30 08:22:42

    新年伊始，央视推出巨资打造的58集历史剧《汉武大帝》，（以下简称《武》剧）为表明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戏说类历史剧，片头特别注明“根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改编创作”，剧作者也说“历史原来就是存在的，我们不是编造，只不过是在向观众报告我们寻找的结果而已”。

    众所周知，《史记》《汉书》不是小说，历史事实改编了就不能算是历史，戏剧可以凭空想象，历史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性，说“根据”就不能再“创作”，“改编创作”就不能说“根据”。该剧导演对媒体说要“普及中华民族古典的历史文化知识”，“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以上见《北京青年报》05年1月4日a22版）但《武》剧刚刚播出十几集，剧情设计及布景道具等就暴露出剧作者不了解汉代历史、欠缺历史学养造成的诸多硬伤，展现给观众的是剧作者本人臆想出的汉史，借剧中人物传达的更不是司马迁、班固两位史学大师对景帝武帝朝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剧作者甚至搞不清楚武帝刘彻名字中“彻”字的词义，把彻底的彻与清澈的澈字词义相混，解释彻字意为“清彻透明”，主流媒体出现如此低级错误，实在是让中学语文教师们扼腕叹息。该剧号称“弘扬民族精神”，却极力宣扬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糟粕和宫闱权术政治，把有着两千年丰富法律制度组织内容的中国古代政治状况简单化、庸俗化。这种把戏剧和正史捆绑销售的臆说历史剧危害极大，戏说历史，观众不会将戏剧当历史看，而面对打着正史旗号却混杂大量剧作者一己私见的臆说历史剧，不具备专业知识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会以为剧作者展示给他们的就是中华民族真实的历史，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运作就是《武》剧表现的尔虞我诈、宫闱权术、皇权独尊。作为历史教师，我们有责任告诉观众被《武》剧歪曲的汉代史的真相，特别是告诉青少年观众真正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正确的历史文化知识，防止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误解，防止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史学传统。

    一、不懂传统政治文化评价帝王善恶的标准，弃善扬恶

    西汉文帝景帝统治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汉书》记载了许多景帝减轻人民赋税负担的政令，如将国家征收的田租减少一半，民众开始为国家提供无偿劳动的年龄从20岁提高到23岁，一生少服役三年。为惩治腐败，下令如官吏与下级的交往中有吃请不付钱、*买贵卖物品的行为，一律按盗窃罪处罚，没收非法所得，免职罢官。继承文帝以来的轻刑政策，废除酷刑“磔”，大赦刑徒，官吏判决刑事案件拿不准时必须上报复审，将用竹板打犯人的次数从五百下减为二百下。提倡以农为本，奖励农业生产、推广植树。反对奢侈之风，禁止官吏雇人开采黄金珠玉。

    剧作者不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评判君王善恶的标准，一方面称赞景帝是“旷古罕见的明君”，却根本不表现历史上给予景帝很高评价的反腐倡廉、减轻民众负担和宽刑政策，反而着力在情节设计上表现景帝重用酷吏郅都，宫室辉煌壮丽，皇帝举办盛大酒宴，后宫嫔妃个个珠光宝气，皇帝与宦官商谈朝政，外戚干政等传统政治文化否定的劣行。

    《史记》说文帝身穿黑色粗缯，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推崇文帝的节俭，《武》剧中却数次出现景帝后宫长长的衣裾由宫女举着行走的场面。“羊车”在上古指由人抬的“祥车”，不常使用，广为人知的是历史上批评晋武帝恶政的著名故事。晋武帝因后宫众多，不知到哪儿过夜好，就坐上羊拉的车，羊拉到谁门前停下，就在那过夜。剧作者让宦官问景帝是否坐羊车，把臭名昭著的骄奢淫逸故事放在景帝身上。在剧作者笔下，景帝活脱一个好色乡下土财东，每天忙于处理家务事，到温泉泡澡，妻妾争宠、母子不和、兄弟阋墙、疾病缠身，如此形象，不仅与《史》《汉》中对景帝的记载相距甚远，更不符合传统政治文化中“好皇帝”的标准。

    二、不懂汉朝皇帝制度，混淆君臣身份，把政府文书作成舞台道具

    自秦朝以后，皇帝制度成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剧作者对汉朝皇帝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混淆皇帝与平民的本质性不同。封建社会里皇帝名字那个字不能写也不能念，必须换个相同意思的字表示，叫“避讳”，如高祖名邦，碰到邦字就要换成国，剧作者不具备基础的历史知识，看到颜师古注《汉书》引了荀悦注文“讳彻之字曰通”，想当然臆说为“命字曰通”，在两千年后给武帝创作出个字。其实荀悦注文的意思是说，避讳“彻”这个字不能使用，碰到彻字就改成通。剧中宫女宦官大臣对皇子刘荣、梁王刘武等直呼其名，称同姓诸侯为刘姓诸侯，大臣在皇帝面前称自己姓氏，皇帝车过闹市民众就在车边走等情节都违反汉朝制度。

    皇帝制度必须配合一系列具体的执政程序和机构，以保证皇帝政令能切实执行，最基本的有玺印、虎符、诏书制度。先说玺印，剧中景帝在周亚夫细柳营门前被守卫士兵拦住，景帝派晁错拿着传国玺去说明皇帝身份的情节不是史实。史书记载汉代皇帝有七枚玺印，一是剧中出现的传国玺，原来是秦始皇的玺印，秦末起义时，刘邦率军到霸上，秦子婴投降，把始皇玺印献给刘邦。高祖刘邦即位时曾把这颗玺印挂在身上，后来汉朝皇帝世代相传，新皇帝在即位大典时佩带，称汉传国玺。因为印文不是汉皇帝刻的，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并不使用。传国玺平时由少府属官符节令掌管，在皇宫中有两名叫尚符玺郎的官吏专门负责保管，代表皇帝权力的节、右虎符也由他们掌管，绝不是剧作者臆想的那样，皇帝象土财主一样把传国玺随时揣在怀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史书记载汉朝皇帝在行政事务中使用的是六玺，分别刻着“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朝皇帝的用玺制度规定：一般的行政事务诏书盖皇帝行玺；给诸侯王的诏书和发兵诏书盖皇帝之玺；任命三公大臣盖皇帝信玺。外交文书盖天子行玺；给匈奴等周边部族首领的诏书盖天子之玺；征发外国军队和祭祀天地鬼神盖天子信玺。六玺都用白玉雕成，螭龙纽，用今甘肃武都产的紫色印泥盖印，而不是剧中使用的红色印泥。汉朝这套完整的用玺制度是为了防止有人伪造诏书，保证皇帝诏书的真实性。剧作者不懂汉朝皇帝用玺的制度，剧中也不表现秦朝以后中国古代政府文书行政的高度制度化内涵，皇帝诏书都是一个模样，又想当然把秦玺当作汉玺，紫泥变成朱泥。

    剧中景帝派周亚夫带兵讨伐吴楚时，手里拿着分成两半的虎符，给了周亚夫一半，另一半留在自己手里。虎符是皇帝把地方军队交给将领调动的凭证，在西安曾出土过两件秦的错金铜虎符，都是中分为两半，左右各有内容相同、用金丝嵌成的铭文，统一前铸造的杜虎符铭文是：“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兵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无会符，行也。”统一后铸造的阳陵虎符铭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汉初景帝父亲汉文帝也曾将虎符发给各地的郡太守。汉代“兵农合一”，士兵绝大部分是农民，平时生产，战时由地方官按户籍征兵，皇帝从中央派将领到某地调兵时，就把嵌着该地地名的右边一半交给将领，将领把右虎符拿给地方官，地方官把两半合在一起，就是“会符”、也称“合符”。只有当两半虎符形状一样，铭文也一样时，地方官才能在该地征集士兵交给中央来的将领统领。剧中梁王从周亚夫手里接过虎符时只说了一句“这个也给他？”没有合符的动作，也没有梁王把军队交给周亚夫的剧情，根本看不出虎符的作用。此外，有多少郡国，就有多少个虎符。周亚夫从关中（今陕西）一路到洛阳、又到前线，景帝交给他的虎符应该不止一个。剧中窦太后说虎符的另一半在北营中尉手里，按照史书记载，长安城北驻扎的是北军，由大将军直接统领兵卒，领兵时用皇帝给的节，不另用虎符为凭。

    中国古代自战国变法以后就建立了整套文书行政制度，政策法令和国家的行政命令都必须写成文件，有固定的形制，按照规定的程序层层下达到地方各级政府，政府所有的文件都有专门机构管理，最后存档保管。编剧只要读一下《汉书》就会知道，汉代官方文书中官吏只称名不称姓，不是剧中表现的把自己的姓也写上。汉代奏疏结尾称“昧死”，而不是剧中的“谨奏”。《史》、《汉》记载的汉代皇帝诏书结尾是“制曰：可”，剧中却是“钦此”。纸发明前汉代人在竹片、木片上写字，根据书写内容的不同，竹片、木片的长短也不同，一般是1厘米宽、23厘米长，即汉尺一尺长。皇帝诏书用一尺一寸长的简，叫“尺一之诏”，长方形的木版叫牍，上计文书就写在木牍上。《武》剧中所有的简长短都一样，不用木牍，窦婴在编成册的数片简上写一个字，都不合汉制。剧中皇帝诏书写在黄地红边的两色丝绸上，更是近乎舞台戏中的道具，不是史实。汉朝任用官吏有规定的上报批准程序，必须有各级政府、丞相府签署的任命文件，皇帝任命官吏有诏书，编剧把汉代任命官吏的严格程序设计成景帝当面口头提拔李广为骁骑都尉，对卫绾说，“他（武帝）叫你老师，你就是太子太傅了”，这都是戏剧中常见的情节，不是汉代历史。

    三、不懂汉代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望文生义，剧中人屡屡犯法

    上计是汉代地方郡守每年一次向皇帝报告自己管辖区内的土地亩数、男女分别统计的人口数、赋税收入与支出、刑狱、水旱蝗灾等情况的汇报制度，上计是上报计簿的简称，计簿就是帐本。剧作者看到史书中有上计，就设计了长公主求见景帝，宦官春陀回答说皇帝在御书房看上计，不许任何人进去的情节，显然编剧把制度名称当具体名词了，正确的说法应是看计簿。汉代地方郡守每年都上报计簿，朝廷据此了解地方治理的情况，在全国排列顺序，排在前边的表扬升官、政绩排在后几名的降职免官。全国有数十个郡国，先是与本地前些年的数字比较，再排列全国各郡的政绩顺序，这种统计数字的事务性工作皇帝无法一个人关在御书房里独自完成，因为最后要公布结果，也没有对臣下保密的必要。史实是汉代郡国上报的计簿分别交到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由小吏整理计算出结果后上报皇帝，据此奖惩地方官。

    《史记》记载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司马迁强调这一细节是隐晦地批评景帝在七国之乱爆发时未经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在本人毫不知情还穿着官服时，匆匆忙忙把他骗到长安城的东市场立即处死了晁错。汉代对中央官吏执行死刑判决程序是先由官吏劾奏、下吏，即拘押，诣廷尉、即正式逮捕，嫌犯入狱后穿赭色囚服、手脚戴刑具，对狱，即审讯，最后判决罪名、执行死刑。编剧不懂《史记》原文是批评景帝，设计了使者到吴楚军前线传递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的消息，剧作者一面在剧中说“衣朝衣”，又设计了景帝在晁错临刑前与他见面喝酒，有廷尉判决，晁错死前还脱去朝服改穿白衣的情节。

    《汉书》记载御史大夫晁错控告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服舍，请诛之”。剧作者看到“私*”，想当然从字面理解为“{*}{*}{*}{*}”，剧中给楚王戊定的罪名是“私*{*}{*}{*}{*}”。其实汉王朝不禁止男女贵族随意与人同居，男性贵族家里有多少歌伎女奴也不犯法，历朝历代从来没有把“私*{*}{*}{*}{*}”的人判处死刑的法律。晁错起诉楚王戊要求朝廷处死他的罪名是“不孝”，汉王朝“以孝治天下”，如果子女在为亲生父母服丧期间有性行为，就是犯了“不孝”罪，汉律规定：“不孝者弃市”，晁错告楚王戊“私*服舍”，是说他在薄太后死而未葬的服丧期内、穿着丧服就在孝棚里与人发生性行为，是想借“不孝”的罪名将他处死。但汉律规定处罚*罪必须是当场“按之校上”，就是今日民间说的“捉*捉双”，薄太后已经死了一年多，当时也没有人曾经现场捉住楚王戊，所以晁错说他“私*”的意思是私下与人发生了性行为却未被抓获。按《汉律》来说，这项控罪并不能成立，第一、薄太后不是楚王戊的生母，只是他的伯祖母。第二、不是当场抓获，也没有任何证据。景帝觉得此案真要以“不孝”罪处罚难以服众，所以含含糊糊地下了道赦令，只削了楚王戊的东海郡。后来吴王的中大夫应高对胶西王说景帝“任用邪臣，侵削诸侯，诛罚良重”，指的就是这类事。

    《汉书》记载景帝5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剧作者以为公主就是景帝女，而平阳与隆虑的事迹在景帝5年后都有记载，想当然把王美人三个女儿中的南宫当成嫁给匈奴的那个公主。其实南宫事迹附在《汉书.文帝功臣表》其夫名下，她嫁给了汉朝的芒侯申，在和亲匈奴事件之后又过了27年，因丈夫对她“不敬”，二人分手。剧中旁白说景帝“不得不让南宫公主嫁给匈奴大单于，换来近十年的和平局面”，又说景帝是唯一把女儿送去和亲的皇帝，剧作者自己感动得不得了，其实都是剧作者读不懂史书得出的错误结论。历史上没有一个汉朝皇帝将亲生女儿嫁给匈奴，被派遣和亲的都是与皇帝关系疏远的宗室女，就是刘姓诸侯王的女儿翁主，史书中直接以父王国名或女子名字称呼，武帝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称江都公主、细君公主，又把楚王戊的女儿解忧再嫁乌孙王，称楚公主解忧、解忧公主。显然剧作者不知道汉朝公主封号是所封地的县名，如武帝姊平阳公主封地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南宫公主封地在今河北南宫县，隆虑公主封地在今河南林县，想当然接着隆虑编造了一个史书中没有的“假公主”隆庆，这一创作就出了两处错误：一是分不清和亲的公主其实是低一等的翁主，二是汉代没有隆庆这个县名。

    剧作者不了解汉朝的法律令，《武》剧中许多情节设计违法。《汉律》禁止赌博钱财，参赌和设赌的人都要被夺去一级爵位，并处罚守卫边境两年。剧中窦太后为前方筹款，坐庄与后宫夫人们赌博，田 `在蹋鞠球场公开下注赌博等情节均是违法行为。剧作者改编《史记.货殖列传》中长安“子钱家”无盐氏在吴楚叛乱时放高利贷一夜暴富的故事，把借钱一方由出征打仗的列侯改成了国家贴告示向民众借金谷，“取倍为息”，把放债的无盐氏改成郎官田 `向商人借金，再贷给国家发了大财。这一改一编就不是汉代历史了，汉朝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是晁错提出的入粟拜爵，民众用粮食换爵位，因为爵位由国家掌握，要多少有多少。汉代法律禁止六百石以上官吏和在皇帝身边服务的官吏放债生息谋利，一经发现就免职。剧中王美人告诉栗妃自己作郎官的弟弟放高利贷，等于告诉别人自家亲属犯法。汉朝为维护社会治安，法令规定“不得夜行”，禁止所有人夜间外出行走，剧中晁错父亲夜晚在桥上走，梁王夜晚赶路等情节都属违法行为。汉代国家十分注意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法令《四时月令》规定，从春季到农历的11月底禁止捕鱼，剧中窦婴闲居家中在夏季用竹竿插鱼，也属违法。

    后宫嫔妃都相邻而居，宫闱禁地男性不得随意出入，剧中陪武帝读书的韩嫣，《史记》记载武帝特许他可以随意出入后宫永巷，后来“以*闻”，被王太后下令处死。剧中王美人异父弟田 `多次出入后宫，栗妃与窦婴单独见面商量事情等都是犯大罪之举，媒婆进后宫卖珠宝也不可能，更不会有朝廷官吏闯进王皇后寝宫向景帝报告的事情。皇后是后宫嫔妃之首，也出席国家重大典礼，但制度规定皇后的权力只在后宫，不能随意出宫，不能到皇帝办公地点、更不能离开皇宫到官员的办公地点去直接与官吏交涉。剧中王皇后到中尉府监狱探望栗妃、向郅都要刘荣的遗嘱等情节在中国古代社会绝不会发生，而且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后妃干政“吹枕边风”是朝政败坏的表现，《武》剧为吹捧武帝母亲王皇后，编造了许多她参与朝政的情节，恰恰是传统政治文化严厉批评的恶劣现象。如果皇帝幼小，太后可与小皇帝一起临朝，但剧中景帝早已成年，编剧安排窦太后亲临朝廷干涉朝政，在众官员面前逼迫景帝，又代替景帝当场批准官员上奏诛杀晁错，在汉朝制度下都不可能发生，窦太后干涉朝政只能在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