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来京举办见面会 自评作为妻子很失败

  将近3年没来大陆的台湾着名作家龙应台,昨日在北京三联书店举办的《目送》新书见面会上说,来一次很不容易,不是指距离的跨越,而是抽象意义上的不容易,尤其是跟读者见面。因为不是正式的演讲会,龙应台显得很轻松。见面会上,她觉得这本书写的是个人的事情,无法谈,只能请读者朗诵。朗诵完,她和读者一起合唱起蔡琴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很多人流泪读《目送》

  从台北转香港到法兰克福书展,再到温哥华演讲,接着来到北京,龙应台经历了一次奇特的文化之旅。昨天,见到满场的大陆读者,她激动地说:“新作《目送》在台湾出版时,一次都没有跟读者见过面谈这本书,你猜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本书无法谈。不能谈,所以只能朗诵。”她提出想跟大家一起朗诵一篇文章,但是她自己无法朗诵,所以找一个男声一个女声来朗诵。

  为什么《目送》不能谈?龙应台说,很多人告诉她,是流着眼泪读完的,有朋友写信开玩笑说:应台你太不道德了,你应该跟出版社说,这个书应该像《花花公子》那种杂志,在卖的时候是封上塑料袋,上面写着,“不能在公众面前打开”,因为不小心在地铁站或者在飞机上读里面的文章,一读就会感情很冲动。“《目送》写的是个人的事情,只能够在个人隐私的空间来读,这也就是我不谈《目送》的原因。”

  从怒目金刚变成儿女私情

  从80年代初写《野火集》,到现在的《目送》,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的发展,大陆读者可能会大为失望。当初写《野火集》里《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人,还有写了《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这个人,怎么现在写《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她怎么越写越小了,或者是说怒目金刚怎么会变成儿女私情了?对此,龙应台介绍说,在海外看法刚好相反,以前她是针对社会现实或者政治去写文章,但是那些其实是短暂的、表面的,而真正的实质的、比较接近生命本体的是《目送》这样的写作。从《野火》到《目送》,其实是从小到大,越写越大,而不是越写越小,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层信息,很值得研究。

  要让龙应台对自己做出评价,她却表示:“请不要问我,我觉得作为作者只有一个权利,只负责写,至于你怎么解读那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

  做母亲角色做得最好

  从《孩子你慢慢来》,到《亲爱的安德烈》,再到《目送》,亲情这个概念一直贯穿三书之中,同时书里都有对这一代人,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命运的观望。记者问,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是母亲、女儿、妻子,还是作家?龙应台回答说:“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这个角色是做得最好的,我烤蛋糕烤得很好吃。但是孩子长大了之后,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一个怪物,不知怎么去面对?所以写安德烈是一个受伤笔记。作为妻子很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什么叫老,什么叫死之后,再回头来照顾老母亲,我发现我是一个学习非常慢的女儿。”

  对于人生的体悟,龙应台说,就如同刚刚读《目送》里的《山路》一样,有些事情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至于是不是出色的作家,龙应台说:“这个不是由我来说。”

  《大江大海》是和平之书

  当记者问《大江大海1949》是否可能在大陆出版?龙应台立即表示:“为什么不能出版?当然会,它是一本和平之书,写的时候我最不愿意谴责或者控诉。这本书做的最核心的事情,就是放到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不管是国民党军还是共产党军,从集体把它拆解开,让你看到里面孤零零的个人,不管用什么刀片,一割下去一定流血,让你看到受伤的地方。两岸的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对我而言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

  龙应台表示,这本书其实就是让大陆的读者可以看到台湾人,包括1949年的时候被迫离乡背井的那200万人,包括当时在台湾的600万人,忍受了50年的日本殖民,这800万人加起来,他们的痛在什么地方。如果台湾可以有一本的话,大陆可以有100本,1000本。“我相信大陆出版决策人只要读过这本书,一定会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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