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下午，河北邯郸市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联纺路上，在长达半个小时里行人们视而不见。途经此处的出租车司机王铁军将老人救起后，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放心吧，我不会讹人！”把老人平安送到家后，他的儿媳妇掏出100元钱要酬谢王铁军，被婉言谢绝了。助人为乐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似乎自2007年“彭宇案”发生以后，法官的一纸让好人很受伤的判决，使昏倒路边的老人一下都成了“瘟神”，路人唯恐让之不及，很少有人再伸出援助之手了。有人说，“彭宇案”的一纸判决，让中国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这话虽有点夸张，但该案件的判决，确实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助人为乐的态度。这是法治的悲哀，是道德的悲哀，更是当今社会的悲哀！
毋庸讳言，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日益成为社会“稀缺产品”，人们似乎将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行为看做一个需要衡量成本与后果的“风险投资”。因而，社会频频上演歹徒光天化日之下持刀抢劫无人相帮，公交车上歹徒公然强奸少女、一车乘客事不关己，至于因病而突然昏倒路旁无人救助的更是比比皆是。舆论可以抱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是否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精神和壮举为何日益“稀缺”作制度层面的深刻剖析呢？
对因“见义勇为、助人为乐”需要在道义和经济上给以帮助的，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精神奖励”与“物质帮助”，特别要将当前“社团自救”形式规制到“民政救济”制度中去，以此来明确政府的责任，细化社会道德义务的分工与责任。当公共秩序遭遇破坏、公共信任遭遇危机时，政府就应为挺身而出者打消后顾之忧——去承载那些因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而带来的无法预知后果，这是政府不折不扣的责任。实现它，更多地需要具体而明确的制度安排，修复并堵死制度的残缺，而不是泛化得几近苍白的道德宣教。
河北邯郸市这位七旬老人倒地长达半个小时里行人们视而不见，即便他说“不会讹人”，但真正像王铁军这样无所顾虑去救助的又能有几个呢？著名学者李慎之曾说过：“千差别，万差别，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这个时代在物质上可能“不差钱”，但精神上差的恰恰是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面对我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日趋瓦解，面对危急关头急需帮助的弱势者，如何让国人重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信心，很值得国家和社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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