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按照日中友协爱知分会的安排，黄石离休干部唐灿作为二战期间被掳至日本的华工幸存者代表，参加“第二届祭奠大府机场强虏华工殉难者仪式”及相关活动，在日逗留三天后起程回国。
现年86岁的唐灿离休前曾任黄石市工业局局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当年难友、河北清河县85岁的杨印山老人。
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主任刘宝辰教授，是促成两人此行的推手。昨日，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1944年，与唐灿、杨印山一起被掳至日的共有500名华工，其中河北籍300人、山东籍200人。如今他们中仅有包括唐、杨在内的4人在世。
据悉，华工在修建大府机场有5人死亡，120多人伤病，此次在日仪式即为祭奠5位死在当地的华工。
15日，记者在唐灿动身访日前在黄石市休干二所采访了他。
唐灿15岁时即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44年元月1日，19岁的他为八路军筹集粮款被捕，后与其他被俘同胞被强制押往日本，先后在北海道、名古屋等地强制劳动1年4个月。
唐灿在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1月返国，恢复党籍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到黄石参与接管并定居该市。
日中友协出面邀请
日共负担全部经费
唐灿老人行前向记者回忆了被捕、在日强制劳动的过程，老人眉头紧锁。以至于提到“日本”这两个字，他“脑海中就浮现‘鞭子’、‘挖土’等景象”。
据刘宝辰教授介绍，邀请唐、杨二人访日的是“大府机场中国人强制劳动对策委员会”，为当地日本共产党组织民间机构，他们负担了两位老人及陪同人员往返及在日期间费用，费用由当地民众募捐。
被俘虏后遭严刑拷打
过程堪比电影《风声》
“扒光上衣，他们用带刺的荆条使劲地抽我，荆条上的刺都钉在脑壳上，粘在肉里，疼得要死。”被捕时的情景，唐灿刻骨铭心。
他说，被捕那天，他列席清河县县长在一村民家召开1944年一季度工作会议。 因为汉奸出卖，会场突然被近400名日军、皇协军包围，县长在翻墙突围的时候被当场打死。
唐灿被捕后，日军以为他是县委书记，要汉奸严刑拷打，务必将八路军掩藏在当地的粮食弹药找出来。 “ 汉奸端着刺刀将我的眼皮挑破，威胁把我痛死。看到我被打麻木了，又将蜡烛油往我身上浇，用烧红的铁棍烫我的胳膊、腿。”但敌人终于一无所获。
1944年3月，体形健硕的唐灿被押往日军设在石家庄的劳工教养所。随后，他和其他河北籍俘虏一道，乘火车到达青岛，与一批山东籍劳工一道，经过三天三夜海上颠簸后到达日本长崎港，由警察押解至北海道。
刘宝辰说：“他们是在北海道留边蕊的地崎组土建作业场开挖土石方。”
“不管刮风下雨，日本人每天都要我们工作14个小时以上，警察拿着军刀监视巡逻，监工动不动就抽鞭子打人。”唐灿回忆说，“北海道天气很冷，雪有齐腰深，经常吃豌豆粉窝窝头，再就是橡子面，吃下去好几天拉不出大便来。”
索赔希望极其渺茫
唐灿希望中日永不再战
唐灿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吃败仗，战俘们反抗情绪高涨。为防止暴动，日本人于1945年初将他们转往名古屋修建大府机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战俘营情况大有改善，几个共产党员还领导了自治。唐灿说，“一次美军给我们空投食品，把战俘营旁边的一块农田砸坏了，我们就分了一部分食品给日本农民，人家感激得不得了。”
“我是共产党员，对待老百姓，不管在国内还是日本，都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唐灿说，今年6月11日，日中友协爱知分会人士到黄石拜访他，他向日本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们都对他伸出大拇指。
老人略显羞涩地向记者讲起一件“艳遇”，“在北海道时，有次给一个日本老人家挖水井，挖完后老人要我留下来吃饭，还比划着希望我和他女儿结婚。”
关于唐灿这批中国劳工可否索赔一事，刘宝辰告诉记者，逼迫唐灿等战俘在北海道强制劳动的地崎组土建作业场，后来更名为地崎土建公司，现已与日本岩崎公司合并。在日共友好人士支持下，他今年3月份与该公司进行了初步接触。如果索赔，“还有漫长的司法诉讼要走，希望不大”。
唐灿说，他个人觉得赔不赔都无所谓了，只是希望中日两国永不再战，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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