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对韩女士此举不理解，我却认为在当前语境下很正常。颇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社会在宣扬雷锋式好人好事时，都在自觉不自觉中有种“重事轻人”的思维存在。一路传承下来，“做好事不留名，转身离去可贵”，媒体浓墨重彩报道的也是做好事本身，而对个人因素往往一笔带过。这种惯性思维作用力颇大，这才有孙老伯要求媒体报道救人义举，反倒成了一种不该有的苛求。
实际上，作为一名八旬老人，一名新四军战士，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是受战争冼礼过的人，生死和名利在其心中一定很淡了，这样的英雄义举，以及要求媒体报道，更像是为了感化人心。退一步说，就算孙老伯想到过功利，我们也无理由置喙。当一些年轻人习惯于成为危险生命的看客时，老人下河救人倒像是对他们的一种无形鞭挞。所以窃以为，即便孙老伯真有一丝功利心去救人，这也值得我们宣传。因为报道可以引导社会反思：谁将渴求英雄演变为对英雄的道德苛求。
社会像一条链，每个人就是链上的人文节点；社会是一个充满情怀的联合体，靠的是每个个体的生命相互取善。孙老伯这位八旬老兵的下河救人，让人看到了一缕夺目的人性之光。但令人忧惧的是，这缕阳光现在愈发稀薄。不仅社会意识尚未充分感知到这一点，就连被救者，居然还有理由说媒体宣传大伯救人让被救者吃了个“闷亏”。这理当引起社会警觉，这种负面意识的公开逆行，最终会伤及每个生命得到敬重的社会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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