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是一个有着“孝”、“义”优良传统文化底蕴的城市，孝义得名皆因当地孝风敦厚淳朴，群众善良仁义而来；孝义市退休干部刘荣生是一位普通的老人，身处孝义之地，2005年退休后，刘荣生萌生了以跨越时空对话的方式，真切领悟孝道先贤身体力行孝义之举，并使之在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的念头，经过五年时间的苦心锻造，长篇小说《孝行天下》，开创了以小说弘扬我国古代“孝”文化的先河。
孝义的城市名片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因“邑人郑兴孝行闻于朝”，唐太宗亲赐“孝义”一名，县名自此由永安县改为孝义县。淳朴的民风营造出人际关系之和谐、经商合作之诚信、仁义之风尚。
孝义由“孝”和“义”两字合成。之所以取孝义作为县名，是由当地的郑兴“割股奉母”的纯朴孝行，和“义虎救樵夫”的美丽故事感动天下，演变而来。
2007年，孝义市以“割股奉母”和“义虎救樵夫”的历史典故为题材，落成了两座大型高粱红花岗岩雕塑，以此展现孝义的城市形象。如今，孝义题材的雕塑，文化素材散见于该市公园广场的各个角落，“孝、义”成了这座城市的名片。
历时五载考察风土民情
刘荣生是孝义市广播电视台的一位退休干部，2005年，退休后的刘荣生马上决定写《孝行天下》这本书。
然而，要写这本书，时间久远，时空跨度大，谈何容易？在动笔之前和创作过程中，刘荣生潜心研读了多部反映故事背景时代的历史小说，查阅了大量有关史料和文献，并先后五次来到郑兴故里———孝义市大孝堡乡大孝堡村，跟那里的老人交流，尽可能地了解传说中的其人其事，考察那里的风土民情。
孝义本地独特的传统文化氛围为刘荣生《孝行天下》的创作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大量素材。说起写作初衷，刘荣生告诉记者：“郑兴是一个品牌人物，孝义的标志性人物、历史人物，但人们仅仅知道他是割股救母，再没有了。我就萌生了想把这个人给站立起来的想法，给他有血有肉活生生地树立起来。”
2009年8月《孝行天下》交付作家出版社印刷出版。刘荣生几年来一下从那些人、那些事中解脱出来，自己感觉如释重负，几年来晚上第一次美美地睡了个好觉。他说：“这五年的苦衷，谁也不知道，只有咱知道，可以说没有白天，没有晚上，满脑子都是这些人的声音和形象。”
五年来，刘荣生有苦有乐、苦中求乐，一路走来完成了《孝行天下》的创作。书写成后付梓前，吕梁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良森特意为该书作序。他写道：《孝行天下》这部鸿篇巨著的面世，能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带来一份温暖和尊严，能够为共同创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孝义市教体局局长侯治斌作为该书的特邀顾问以“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正在追寻那种遥远的美好的感觉”为题写下了自己的读后感。作家出版社在编后记中写到《孝行天下》的创作，开小说弘扬我国古代“孝”文化的一代先河，堪称颂扬我国古代“孝”文化的灿烂乐章。
城市的“孝”文化气息
刘荣生认为，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总是具有极大诱惑力和吸引力的。我国古代文化博大精神，辉煌灿烂，而“孝”文化是其中一朵最为光彩夺目的奇葩，可以说，是《诗》、《书》、《礼》、《易》先秦诸子百家这些经典中的精髓。其基调就是以人为本，关心人世，热爱人生，始终贯穿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大爱情怀，是人类历史大浪淘出的真金，是我们整个民族传承了几千年义无反顾的选择。文学既是合时而著，我想写一部表现我国古代“孝”文化、顺应时世的大书，目光自然就盯在这里了。
刘荣生介绍：孝义得名的背景，是唐太宗李世民主政，在以孝为宗，以孝道作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和最大政治的唐代。唐太宗改永安县为孝义县，虽够不上什么惊天动地，但是应该说是一件非同寻常、举足轻重、颇有影响的大事。这一县名，伴随着辉煌灿烂的古代孝文化一直传承至今，给当地烙下不少历史的印记。
走进这方热土，你会感到有股浓郁的“孝”文化扑面而来，比如，城市四面门户皆建有体现孝文化特色的大型建筑牌楼，古今结合，和谐典雅，引人注目；再比如，名闻三晋位于古县城的中阳楼，雕梁画栋，古朴雄宏，上书古代名人“中和位育”、“行孝仗义”的题匾；连一些村庄、街道、公园、商铺等都是以“郑兴”及“孝”为其命名的。这方面事例很多，只要你走进这座城市，颇具特色的孝文化尽收眼底。
“一个孝字全家安”
在孝义，是很讲究门风的，谁家教子有方出了孝子，人们就说这家人的门风好。
一次刘荣生在只有十八户人家的一个山村里，连着走了四户人家。这些人家或墙上贴着的，或正面立柜上方吊着的，其内容都是教育子女要堂堂正正做人和孝敬父母老人的名人书法，让他大饱眼福。有两户人家挂的竟是过去当地的一个知县和一个名举人的字幅，其中一家这样写道：“天地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为人须当孝父母，孝顺父母敬如天。……”这家的主人并不识字，但他对上面的话却能熟背如流。在另一家，一幅巨大的横式中堂，几乎占满了正面立柜上方的空间，上书“孝是传家孝是宝”七个大字，纸张已被岁月侵蚀得发黄变脆，字迹已严重褪色，古色古香，问起是哪个名人的作品，主人说他也说不来，他爷爷在世时就挂在老宅里，到他父亲手上又挂，看着好，搬了五次家都舍不得扔掉。刘荣生仔细看了半天落款，看出是“孟宪川”三字，问过年长者才知，宪川其人是过去邻村的一个私塾先生。这使他很吃惊，把过去一个私塾先生的劝孝书幅一代一代传承着挂，这些人家真够淳朴的！
一位乡亲说，这里的人家很喜欢“孝”文化的字幅，当宝贝一样看待，从不讲究什么名人不名人的。
“爱”是孝的延伸
《孝义天下》突出“孝”和“爱”，塑造了以郑兴为代表各具特色的一大批人物形象。刘荣生讲：古人在这方面已作了深刻探究。“孝”与“爱”，自古以来就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孝”是做人的根本，是一切德行的出发点；“爱”是孝的延伸，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老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次他在郑兴故里大孝堡乡大孝堡村，听一位老乡说了这样一件事，说他们村过去有两户人家，因宅基地闹矛盾结下世仇，两家族人曾大打出手几次群殴，七斗八斗，斗了半辈子，村干部和乡邻们怎么调解规劝仍无济于事，矛盾难以化解。但是到七七事变日本人侵略时，看着日本人烧杀抢掠的非人行径，这两家人幡然醒悟，同仇敌忾，联手共同抗日。“大孝至爱”这一民族精神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得到升华，从“孝”做起，爆发出来的是一种强烈的“舍小怨而存大德”的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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