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标题，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是一个有来头的人物，其实这仅仅是一次西方记者与一个普通中国百姓（一个下乡当知青10年，又做工10年的百姓）的交流。领导要我接受他的采访，我也是茫茫然，也许我的经历符合记者要求吧。
听说要被采访很惊奇
1984年，我在宁夏永宁县玻璃厂工作。一天，我正在上班，县办主任和厂长把我找去，说美国广播公司北京记者处首席记者柯达德将在3天后采访我。我很惊讶，但一会就镇定了，并向县办主任提出：记者主要采访内容要事前告知我，我不接受别人为我制定回答采访的方式和内容。县办主任同意了。其间，有关领导建议将我家的14英寸彩电换成18英寸的，我谢绝了，我只同意将我的住房内部重新粉刷一下。
陪同的领导们被“软禁”
3天后的下午，我家楼下开来两辆小车。柯达德和两个助手（摄像和录音）在银川市外办干部、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办主任的陪同下来了。我把浩浩荡荡的一行人迎进家里。接下来的一幕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柯达德很礼貌地向县委书记等人做了一个手势，就把他们请进了我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屋，并关上了门。转身，他用纯熟的汉语对我说：“我们开始吧。”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领导们暂时被“软禁”了。
交流得非常融洽
柯达德是个貌似相声演员大山的年轻人，他说自己在北京大学进修过中文，他的普通话水准绝对在我之上。简单的开场白后，我们谈话就切入正题。柯达德首先问的问题是关于中国户口制度的：户口本是干什么的，户口有什么用，户口和身份证有什么相同点，户口能不能流动。我一一做了回答。
经过第一个主题的交谈后，我们的交流融洽多了，交谈也不再拘于一问一答。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知青的。他想了解当年上山下乡的由来、发展情况和终结原因，也想了解我当年的知青生活。我给他谈了我的生活经历、劳动经历，谈了我当年的痛苦，也谈了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我还坦率地告诉他，我是从杭州来到宁夏当知青的，虽然在宁夏下乡10年，做工10年，工作稳定，生活平静，但内心从没断过回故乡的念头。
不知道回家乡是否有户口
柯达德最后问我：如果你现在回到你的家乡，你会有户口吗？这是在这次访谈中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唯一问题，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今后会怎样。
采访结束后，柯达德在领导们陪同下驱车参观当地的纳家户清真寺。在那里，他背对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录下了这么一段话：“在中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千百万青年离开家乡和亲人，到边远地区上山下乡。如今，他们大都已回归原地，对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中国政府正在解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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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养生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