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5日，才宣告破产不久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整体拍卖。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宣布倒闭的公有制企业。它的倒闭改变了工厂职工的生活，也拉开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企破产风的序幕。
负责宣布破产令，他们叫我“送葬队长”
从1986年起，我一直担任沈阳破产企业处理办公室的主任，处理企业破产工作，人们叫我“送葬队长”。17年的“送葬”工作，苦辣酸甜，五味俱全。
我“送葬”的第一个厂子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在正式宣布这个厂子破产之前，它和沈阳农机三厂、沈阳五金铸造厂一起被政府发了“黄牌”。一年整改下来，工厂仍毫无起色，仅有5万多元固定资产，却欠外债40多万元。 它的破产在所难免。
在宣布这个厂的“死亡”之前，我几夜未眠。家人亲友不同意我搞企业破产，他们反感：“从来没听说过社会主义的企业会破产，你这是搞资本主义！你是千古罪人，再有运动，你一定会被整死！你出这个头，冒这个险，不值！你还是共产党员呢，把国家的企业搞破产，你是败家子……”面对这一切，我倒是出奇的冷静，我调查了那么多的亏损企业，它们像僵尸一样躺在大路上，只有把僵尸企业送进坟墓，有生命的企业才能快速发展。
1986年8月4日早晨，我陪同一位新华社记者赶到了已经破产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我们是隐瞒身份来的。刚到厂门口，只见工厂大门口两侧的柱子上，高高地挂着个花圈，花圈下聚了许多人。他们眼里流着泪水，神情木然。一部分人站在打了封条的工厂门口大骂：让我们自寻职业，这不是要把我们饿死吗？听说是个姓韩的搞的破产，他养的儿子一定没屁眼儿，他一定不得好死！
第一批下岗工歌厅讨生活
1978年12月10日，我和妻子胡百君一同走进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一年之后，我们同时考上本系统办的电视中专，成为当时单位学历最高的工人。正当我们踌躇满志时，1986年8月3日，工厂正式宣告破产。我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职工。
那时女儿已经出生。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妻子就在街头摆摊卖雪糕、小孩的裤子、小孩的头花儿。那时她还不到30岁。 有一年夏天，我们在马路边顶着烈日卖雪糕，只有3岁的小女儿看着妈妈被晒得满脸通红，就用一个小瓶灌满凉水送给我们……从那时起，我发誓要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过了不久，妻子又找到一份到干果厂做包装的工作，她兼了这份职，去割蚕豆。割蚕豆就是在一个小方板上安装一个小刀片，将浸泡了两三天的蚕豆在刀片上扎两个小口，以便于油炸。
1987年的一个夜晚，外面下着大雨，妻子还没有下班，我将女儿哄睡了，到干果厂去接她。一到干果厂，值班门卫告诉我说，就只剩下一个工人还没走。我进到厂子一看，发现有个厂房还亮着一点微弱的灯光，我透过一个小窗户向里望去：车间空空荡荡，妻子被汗水浸湿的头发顺着发际耷拉下来，遮住了半张脸，她正麻利地割着蚕豆，全然忘记了一切……
那一刻，我决定和妻子一起挑起生活的每一副担子。
那时，沈阳市歌厅、夜总会开始盛行，我曾是工人歌舞团业余舞蹈演员，这样一来，我有了用武之地。晚上我把孩子安排好，有时来不及吃饭就到歌厅、夜总会去伴唱，每天晚上从七点唱到九十点钟。虽然辛苦，只要是为了这个家，任何挣钱的机会我都不会放过。最多一个晚上我演了4个地方，从中山广场到西塔到陵西到五爱市场，最后到家已经是午夜一点多了。已记不清那天是怎么爬上楼的了。1993年我每月收入，就已到了1000多元。 妻子也在沈阳的一个市场里做起了批发塑料袋的生意。
现在，我在沈阳铁西区买了100平米的房子，女儿也已读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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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养生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