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掀起之时，我还是个摘帽右派。在“造反有理”的声音当中，我回到了学校，成了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一员。造反组织分为两派，斗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文攻”——贴大字报、放高音喇叭，“武斗”——头戴钢盔、手持铁棒，后来竟发展到动用机枪、坦克。
我会编几句顺口溜、写串联词，成了学校文宣队不可缺少的一员。排小节目、唱样板戏、下田边、工地宣传。“批林批孔”是必须参加的，说些什么呢？总之都是违心的话。“小报抄大报，大报学梁效”，鹦鹉学舌总是会的，我抄些词句拼凑，说得也不比别人差。
凭着这些，我受到了驻校工宣队、军宣队的关照，没戴过高帽子。比起和我同等身份的人，我要幸运得多，我的几位“右派朋友”就被挂上黑牌子在烈日下示众。在别人眼里，我是“识时务”的幸运儿，然而回顾这十年，我时时心不由己、言不由衷，我为自己的随波逐流而自愧。十年中，我内心充满痛苦与惶恐，中国的命运如何、个人归宿怎样，担忧笼罩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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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养生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