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周总理、朱德元帅、毛主席相继逝世，唐山地震，社会混乱与自然灾难交杂。谁也没料到，10月，中央能一举粉碎“四人帮”，扭转乾坤。
这一年就用这样的突变给中国人的记忆烙上重重的一笔。上海读者王国杰一听到1976这个数，就喊起来：“那年太多事了。”那时他还戴着“臭老九”的帽子，不得解脱。湖南长沙读者童文宇则感到一身轻松，甩掉阶级斗争的包袱，它压得太久太沉。每个人的1976，凑成了这个悲欣交集的年份。
4月初我去天安门祭总理
1976年的开头和其他年份并无区别，我还在北京顺义县的一个公社插队，右派家庭出身，我回城无望，又绝不甘心。谁也没想到1月9日就传来了噩耗。而4月初，我居然参与那次悲壮的祭奠，并且留下了右边那张照片（图一 左一便是我）。
总理逝世我大哭
新年刚过，大队管知青的刘大叔通知我，打点行李去县上——参加北京顺义县委党校举办的政治经济学短训班。由党校老师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农村的“资产阶级法权”。在1976年开初，让青年农民学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事后想起来，真有几分滑稽，我们连“资产阶级”是什么都不知道。1月9日清晨，刚一起床，党校喇叭里就播出哀乐。“谁死了？”大家屏息静听：周总理！我一下惊呆了。在我心中，周恩来是国家领导人中一个最值得信赖的人物，似乎不管国家再乱，只要有总理在，天就塌不下来。而这下，我感到国家连同我自己的前途都更加灰暗了。嚎啕大哭后，我像失怙（丧父）的孤儿，枯坐良久。
从学习班回来，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但我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当时的“两报一刊”，假话连篇，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我们，心生厌倦。
回北京祭总理
而此时的北京，地火在汹涌地运行。清明将至时，这股火终于喷发了，北京的朋友纷纷来信，兴奋地描述天安门前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情景。我们在乡下再也呆不下去了。至少要去广场看看，给周总理献上一束花吧。于是，我和几位知青好友策划了一次集体出走：我们向村里请假，说要回家祭奠老人。在农村，这个理由无可挑剔。尽管“文革”砸烂了传统，但在老百姓心中，清明扫墓还是天经地义的。
我自己的《天安门诗抄》
于是我们回到北京，聚在一位同学家里，一起动手做了个花篮。
这天的广场，是一片“白花的海洋，人流的海洋，诗的海洋”。我们在天安门前密密匝匝的花圈当中找到一个位置，放好了花篮。又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那儿有几位工人模样的人正在义务发放小白花。我们每人各取两朵，一朵别在胸前，一朵捧到纪念碑白玉石栏杆那儿，把花拴在由千万朵纸花组成的花墙上。我们穿行在雪白的海洋里，心照不宣地读着那些大胆的诗句：“海倒山排，天下啼恩来。花甲益民劳功迈，一唱旗赤寰白。信步龙潭虎穴，识斩妖魔狼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素纸黑纱含恸剪，苍松翠柏和泪扎。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说得好！我们看啊，读啊，每首诗都那么痛快淋漓，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能说的话。我庆幸自己见证了被压抑人民觉醒的一刻。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外文局，那里同样有许多好诗，而且出自满腹学识的“秀才”之手，更添文采。文人们将诗歌抄成大小字报，贴在外文局楼道里。我边读边记，抄了不少。可惜后来，小本没能保存下来。
待了三四天，我们匆匆回村。4月6日，我突然听到新闻：4月5日人民自发的悼念被宣布为“反革命破坏活动”。我充满疑惑：怎么就成了“反革命活动”？我不能理解这一切。（北京 庞旸 54岁）
“四人帮”倒台？不敢信
讲述人：天津 申泮文 94岁
粉碎“四人帮”这个消息传来的上午，我正在山西太原中央七机部一个研究所的书库里查找资料。听着人们呼喊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口号，我一时愣在院子中央，十年的辛酸，一下涌上心头。
1959年，为响应国家号召，作为南开大学化学学科带头人，我和12名同事到了山西大学，支援内地高校建设。在那，我组建化学系、科研室；带头搞科研、教学生……可是，“文革”把这一切都毁了。他们批判我领着学生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专不红。他们敲锣打鼓带我游街，给我脸上画上墨，戴个大纸帽，拿着破脸盆、破扫帚，让我自己敲，边敲边喊：“打倒申泮文。”后面就跟着我的学生，他们也振臂呼喊：“打倒……”游完街回来，我洗把脸，哈哈大笑，笑得出泪。这么搞下去中国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的十年就是这样的被耽搁，现在真的是“文革”结束？我不敢相信，我没有跟着去庆祝，而是走回书库，靠着书架慢慢坐下来。
1978年，南开大学老校长杨石先到了太原，他特意问我愿不愿回南开。那时我已62岁，可我一口应承。虚度的十年需要我们去追回。我是一匹老马，却更需不待扬鞭自奋蹄！
画幅讽刺画贴在广州“民主墙”
1976年9月，广州全城停工！马路上没有一辆车跑，人人戴黑纱！不戴就是反革命！
我们排队进入农讲所，集体哀悼，同时收听中央台广播。会场上，有人激动中了暑、有人惊怕昏了迷。很远地方的一个队列有动静，我偷眼望去，一人站着撒尿，尿从裤脚流到地上……
11月，广州新大新大厦对面骑楼（该处是广州的“民主墙”）有人贴了幅漫画。我也连夜画了一幅，半夜偷偷贴到百货大厦的窗框。这就是北京路上第二幅漫画。那时有点怯，但却又解恨刺激。到白天，人头汹涌，大家争相围观。事毕后，我把画稿保存了起来，那年我16岁。
准备低温设备保护毛主席遗体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主席与世长辞。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决定在9月11日—16日开放人民大会堂，便于人们吊唁。
为了保护遗体，在遗体下面要放一个低温设备。当时北京只有两个厂能提供这个装置。一家是cs电控厂，一家是bj电控厂。cs电控厂的供电控制系统是手动控制，技术简单可靠。我们bj电控厂的供电系统是自动的，但可靠性不如手动的。治丧委员会一拍板，决定首先使用cs厂的产品，我们厂的作备用。厂里为此特意挑了台最好的电源装置，另加两名工程师“待命值班”，其中一个就是我，负责产品出场调试和现场使用服务。那真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任务。我们二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24小时吃住在工厂，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
还好，cs厂的装置没出问题，毛主席的遗体非常安全。
■诗言志
1976年1月11日下午，我挽着黑纱手捧白花，肃立在长安街街头的人群中，向周总理作最后告别。回长沙后，我难抑感情，写下了一首祭总理的诗。
撒过总理骨灰的江山
撒过周总理骨灰的江山/你五千年的明史光辉灿烂/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巍巍壮观/你哺育着中华民族的子孙世世代代勤劳勇敢/如今由于总理骨灰的滋润/你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矫健美满/总理骨灰是响箭/它将唤起亿万人民冲锋陷阵并赴向前/为实现你的遗愿/总理啊/你的人民誓将与你骨灰撒过的土地/相照肝胆。
■文抒情
高考追述1976
1976年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12月高考恢复，我们北京卷的高考作文题是《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哪一年？没说，但大多数考生（包括我）都不约而同地写了1976年，据说写别的年份的，一律算跑题，分扣得很惨。 有个考生叫阎阳生，他在文章开头便写：“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
这文章突破了以前假大空的模式，尽抒真情，被评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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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养生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