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四十年祭：哭小迅
张小迅是我的校友，低我二届，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那就是老三届。在校期间，我们不大熟悉。文革时我因病在家做逍遥派，而小迅却在当时的绍联站里出过风头。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我与他一同下了乡。我们来到了同一个公社，他被分到了九二大队，我则去了后东塘大队。二个队相距十几里。不久，我与他一起参加了县知青代表大会，我们同住一间房。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真正成为要好的朋友那是在七二年我当民办教师以后。在我之前，公社已经有好多好多知青做了民办教师，小迅就是一个。他在九二小学，即自己的大队小学任教。
记得七二年夏，双抢之时，我还在田里劳作。有一天傍晚，正在公社开会的几个知青教师特到我大队里来看我，里面就有小迅。那天晚上，在我的知青小屋外，我们热闹非凡，我拉手风琴，他们高声唱，唱当时还属于批判的大毒草歌曲《送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芦笙恋歌》。我们之所以敢这样唱，是因为在那里没人会知道我们在唱什么。毕竟我们知青与当地的社员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走之前，小迅对我说：“你自己也想想办法，我们也多在公社教育干部前反映反映。”意思就是让我也跨进他们的行列。我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当时也是一笑了之。直到七二年下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我也走上了教学岗位。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站就是三十几年。
我任教的是在公社旁边的胜利学校，这是一所公社中心校，后来叫南钱清公社中学。学校里有七个班，小学五个班，一年级到五年级；初中二个班，初一到初二。这七个班我都有课，如一年级的图画，二年级的唱歌，三年级的体育……初一的语文，初二的物理。一周三十二节课。我虽然没有上过师范学校，但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在众多知青老师的帮助下，在当时的公社教育干部的支持下，克服了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成为一名各方都认可的老师。小迅所在的九二小学规模比较小些，还要上复式班。那时，我知道他恋爱了，与同村同校同姓的一个知青教师。但不知为什么好像得罪了些什么人，受到了些批评，然而他倔，倔得很，有着一个认准了道九匹马也拉不回的倔脾气。他个子不是很高，看上去身体也颇单薄，戴着一副眼镜，说话前总先要推一下眼镜，说话声音不大，甚至有点细声细气。
全公社教师每二周就要在公社开一次会。我们称周六下午开会的是小礼拜，称不开会可以回家的是大礼拜。知青本来就是一个群体，你看即使在开会时，知青们也是坐在一起，低声说些什么。就这样我们接触多了，互相了解多了，走动也多了。尤其是星期天，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串校，来到那个学校，那个学校的知青就招待。所以那时也是很有味道的。
每年暑假，教师都要集中学习。学习的地点往往就在远离公社，远离公路铁路的山沟沟里。九二大队的旁边是九一大队，这个村子很大，所以九一学校也是上档次，上规模的。学习地点往往就选在九一学校。集中学习期间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光。因为每一次，小迅总是把我叫到他的知青小屋里去住，与他们一起烧饭吃。而他自己住到另一间小屋，那个知青上山看山林去了。他的小屋前有一个很大的湖，下午学习完了，我们就一起下湖游泳。暑期学习一结束，我们就相约城里见。我到他家去过好几次，他家在团基巷，他父亲是邮局职工，他哥哥也是教师。而小迅也到我家来找过我。
教书的日子过得很快，我们有句戏言：“星期不过三，过三就算完”，也就是说，过了周三，这星期就差不多了。这样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学期又一学期。大约是七五年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他父亲退休，他顶职进了邮局工作。当时他被安排在钱清支局里。这下可好了，我们每一次去钱清镇，就有去处了。只要不妨碍他的工作，我们就会在他干净明亮的宿舍里坐一回，每次他都要请我们吃饭。说真的那时我们真的很羡慕他。
七七年，九一大队办起了高中班，我被点名调到九一大队学校教高中班的物理。（这一年的物理倒是真的不白教，否则，我怎么能在七八年的高考中物理考出九十八分的高分呢。）这样去钱清镇的机会就少了。然而每一次的见面我们都会欣喜不已。邮局旁就是钱清镇的电影院，那时电影也多起来了，当镇上放什么好片子时，小迅总会带信来，叫我们去看。那一年十月吧，他与那个相爱了好几年的姑娘结婚了。我去城里喝了他的喜酒，当时新房做在女方家里。
七八年九月我接到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离开了九一学校，离开了农村，结束了十年的知青生涯。不久，小迅也调到城里，到邮电总局去工作了。寒暑假里，我去邮局看他。但他总是很忙，据说因为他工作认真努力，肯吃苦，已提拔为干部了。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我知道，凭他的才能，就是做个局长也不在话下。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职工大学教书。但因大家都忙于工作，虽在同一城里，相见次数并不多。只听说他爱人也上调了，在茶厂工作。还听说她在茶厂分到了一套房子。小迅极重情谊，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八o年他得知我儿子出生，特地送来一盒精致的饼干和几双婴儿鞋，直使我感动不已。他还能使几个心里有隔阂的人和好如初。八一年春节他请我与其他几个知青在茶厂分的那套房子吃饭。那一夜我们喝了不少酒，感叹岁月的流逝，回忆农村的时光，也是开心得不得了。他为人随和，肯帮助人，所以与局里上上下下的人关系都很好。有一次，我听说他有了一只新相机，就开玩笑的说，有空来给我家拍几张。我只是一句笑话，他却当真了。那年春节后，他来了，给我和儿子，我父亲，我弟弟拍了不少照片，胶卷是他带来的，也是他去冲印的。然而，看些照片却成了他的遗作。我每一次看到这些照片，就会想起他。
我们平平淡淡地工作、过日子，平时也打个电话联系，但见面却少了。我只知道他越来越忙，因为有时我去局里找他，他总是在开会。听说他已是局里培养的对象，前途无限呀。我还听说局里分给他一套新房子，在五云桥东。但真应着这样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快下班时，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小迅死了。我手拿话筒，不敢相信，真的不相信。但电话中清清楚楚地说小迅今天下午在搬房子途中，突然死在五云桥上。一下班，我就直奔团基巷小迅父母家，心里想，这不是真的，希望这只是一个错传，希望到他家后，什么事情也没有。但还没到他家，屋里传出了哭声，进进出出的人的脸上一片哀情。我想完了，这是真的了。我一进屋，他妻子一把拉住我把我领到小迅的灵堂，小迅平静地躺在木板上，脸色微黑。任你怎么叫唤，他也不会回应了。他妻子哭着说：“小迅啊，你的好友看你来了。”我也安捺不住，眼泪扑扑直往下掉。她告诉我说，五云的新房子没多大装修，今天下午他们请了几个人，借了几辆三轮车把一些家具运运过去。小迅也骑车一道前去。到五云桥时，小迅下车，去帮推三轮车。三轮车上了桥后，就飞速下桥去了，据目击者说，小迅刚骑上车就突然倒地，不省人事了。等家里人发现，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我站在小迅尸体边上，看着他发黑的脸，心里想，小迅呀，你才四十岁呀，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呀，怎么能这样早就走了呢？回身再看他妻子，只见她还在缠着她的父亲说：“你给他打一针，你给他打一针就会好的，他只是睡过去了。”那个做医生的老父亲搂着女儿，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小迅那十一岁的女儿在小迅身旁，哀哀地哭着叫爸爸。
那几天，我一有空，就往小迅家跑，白天晚上，只想多陪小迅一会。，来吊唁的有邮局领导、邮局职工，九二大队的农民，他的同学好友。有个知青写了一个条幅“青叶何飘零”，放在灵堂他的遗照下面。去火化的那天，邮局里有上百人来与他告别，哭声不断，由此可见他的工作和为人了。
小迅走了，一去就整整二十年了，我不大敢去他的坟头。在他坟头，说些什么呢？今天，趁写知青四十年祭之机，写下上面的这些，心中好像放下了一个包袱。二十年了，小迅你在那边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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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养生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