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基本上属于古典艺术一类。它的大部分剧目反映的是古代人民的生活，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有一些京剧艺术家对京剧表现近现代生活作过探索和尝试。周信芳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然，周信芳并非最早吃螃蟹的人。早在20世纪初的京剧改良运动中，汪笑侬、夏月珊、潘月樵等就编演过《新茶花》、《黒籍冤魂》、《潘烈士投海》等一批京剧时装新戏。周信芳正是在这些京剧界的前贤们的影响和熏陶下，逐步尝试编演反映近现代生活的京剧剧目的。
1912年9月，周信芳学演的第一个时装京戏《民国花》，是一出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新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丧权辱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民国花》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编演的。这个戏由周永荣、赵嵩绶编剧，参加演出的有周信芳、林颦卿、一盏灯（张云青）、四盏灯（周詠棠）、赵君玉等。京剧原以演古代题材为擅长，其程式动作也是从古代人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演时装戏时必须加以改革，诸如水袖、撩袍、耍髯等都用不上了，无论服饰、化妆、动作都力求接近现代生活，生活化，而且念白多，唱工少，说白又不用中州韵，而以京白和苏白为多。有时戏中还加进如话剧的大段说白、对白，甚至演讲。周信芳演起来既感到不适应，又感到新奇有趣。有一点对他倒是有利的，那就是他倒嗓后，嗓子有些沙哑，唱少念多，正好避开了短处，有利于发挥念白方面的功夫。
同年11月，周信芳又演出了讽刺袁世凯的寓言剧《新三国》，与一盏灯、林颦卿、赵君玉、孟鸿群等合演，也很成功。
第二年3月，上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宋教仁遇刺案。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变本加厉迫害革命志士。宋教仁是湖南桃源人，早年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后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上海《民立报》主笔。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宋教仁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他醉心议会政治，在各地发表竞选演说，致使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多数票，拟组织政党内阁来制约袁世凯的势力。为此，袁世凯大为恐慌，决定暗杀宋教仁。他手下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把这事交给狗腿子洪述祖去办，洪述祖又在上海收买了帮会共进会的应桂馨实施行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不治身亡。这是民国初年震惊全国的一大血案。宋教仁逝世后，上海各界举行追悼会，据说国民党领袖黄兴送了一副挽联，写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残害革命志士，镇压民主运动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公愤，讨袁之声响遍全国，后来引发出“二次革命”。
这一血案也震惊了年轻的周信芳，当时他才18岁，他感到必须拿起戏剧的武器来，于是迅速筹划将这一事件编成时事新戏搬上京剧舞台。在事件发生仅仅一周以后的3月28日，就在新新舞台推出了新戏《宋教仁遇害》，这出戏由孙玉声编剧。这是一次戏剧演出，同时也是一次政治行动，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编演这样的戏，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是来看戏的人，也得有很大的勇气。但海报一贴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广大观众冒着风险，踊跃前来购票观剧。周信芳在戏中扮演宋教仁，合作者有赵君玉、孟鸿群、盖俊卿、赵月来、赵小廉等。当演到宋教仁被歹徒刺伤，在医院里生命垂危时，他的长篇念白，完全被剧场里观众激情鼎沸的人声所淹没了。
关于这次演出的情况，1913年3月30日《申报》发表的玄郎的文章《记廿八夜之新新舞台》曾有记述：
前晚初开锣，座客即争先恐后肩摩毂击，途为之塞。七时余已人满为患，后至者络绎不绝，以座无隙地，环立而观。甬道之上，亦拥挤不堪，竟至不便行走，卖座之如此发达，实为开幕后破题儿第一遭。
麒麟童饰宋先生，语言稳重，体态静穆，尚称职。永诀一场，做工既妙肖，发言又呜咽，座客多叹息伤悲，甚至有泣下沾襟者。
由此可见演出十分精彩，剧场气氛热烈，盛况空前。这次演出也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目，派军警前往侦视，演了八场即被勒令停演。但这次演出却已鲜明显现出青年周信芳的爱国革命热情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胆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仅十几天以后，5月21日，周信芳即在上海丹桂第一台上演了现代戏《学拳打金刚》。剧本由话剧家任天知编写，这个戏有点像活报剧，舞台上出现一群青年学生，他们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们聚集起来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强烈抗议。市民立即响应，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示威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打倒卖国贼”的怒吼此起彼伏。学生和群众冲进卖国贼的住宅，火烧了赵家楼。舞台上运用南派京剧的机关布景渲染了火景，戏就在一片火光中闭幕。这是一出群戏，丹桂的全体演员悉数上台，有周信芳、王灵珠、王金元、苗胜春、李庆棠、王兰芳、宋志普、陈嘉祥、元元旦等。
解放后，周信芳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1958年，在他的领导下，上海京剧院编演了《红色风暴》、《智取威虎山》、《赵一曼》等京剧现代戏。
1963年下半年，为了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周信芳以年近古稀的高龄，满怀热情地亲自排演了现代戏《杨立贝》。这个戏是从越剧移植过来的，由许思言执笔改编，通过杨立贝被地主逼迫家破人亡的故事，反映了农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角色分配为：周信芳饰演杨立贝，赵晓岚饰杨妻，刘斌昆饰狗腿子，李桐森饰地主，小三王桂卿饰杨立贝之子，小毛剑秋饰杨立贝之女。周信芳三次带领演员去观摩越剧《杨立贝》。
经过紧张的排练，1964年春进行彩排，周信芳把杨立贝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诉榜”一场是全剧的高潮。地主命狗腿子打死杨妻和她未满周岁的幼子，逼走她的大儿子，并放火烧了杨家的房子。家破人亡的杨立贝带着女儿到处告状，都碰了壁。最后，父女俩一路讨饭，来到南京最高法院告“御状”，不料又被轰了出来。于是杨立贝便在法院附近，向过路行人诉冤，公开揭露地主的罪行和衙门的黑暗。杨立贝站在台上，背上挂了一张状纸，背向观众；小毛剑秋演的女儿，跪在他身旁，声调悲凉地唱着大段的〔二黄〕，诉说她家的不幸遭遇。周信芳很长时间背向观众站着，观众通过他背上挂着的状纸，以及他那微微颤动的背影，深深感受到此刻杨立贝悲愤的心情，以及黑暗凄惨的环境气氛。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还有一场“打庙”，杨立贝在离开家乡前，曾到一座破庙里祈求神灵保佑他能打赢官司。可是结果非但没告成，又死了女儿，如今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绝望地回到家乡。当他再次来到这座破庙时，把一腔的怨愤全在这里发泄出来了。他举起棍儿，打碎了菩萨的头颅，砸破了“有求必应”的匾额。这场戏他又唱又舞，把麒派的倒步、磋步都用上了，极其传神地刻画出了这个几乎被逼疯了的农民的形象。大家看了赞叹不已：“老院长的现代戏演得这样的出色，真不愧为艺术大师啊！”
经过三次彩排后，上海京剧院决定同时派出《杨立贝》和《智取威虎山》去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但是京剧院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杨立贝是富农，这出戏不准上演了。后来有人告诉周信芳，这是江青、张春桥的意思。事实上，《杨立贝》初次彩排时，江青、张春桥曾来排练场“审查”通过的。后来，江青等人决定要在周信芳身上开刀，所以把这个戏给“枪毙”了。就这样，周信芳一生中排演的最后一出戏，被扼杀在摇篮里了，他所塑造的最后一个角色终于没能和广大观众见面。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经周恩来总理提议，周信芳担任大会顾问。会演期间，周信芳写了一篇支持现代戏的文章，谈到自己早年也作过一些尝试。张春桥看了，面孔一板，把文章往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地说：“他也来抢头功！”周信芳请何慢代笔在上海《支部生活》发表了一篇文章，张春桥发现了，又指责道：“把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京剧权威，莫名其妙地树成一个牌位，捧得高得可怕，还要让人去膜拜！”山雨欲来风满楼，厄运已经降临到周信芳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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