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地文明较发展的地区域国家，大部跟天文学是否发展得较具体、鲜明有关，如巴比伦、希腊、埃及，而中国也不遑多让，在先秦时期，中国对天体运行规律与时令季节的变化，就掌握得相当好，天空的星区划分为28宿，用来观测太阳、月亮和五星的运行变化，各王朝早就设有史官来观测天象《礼记。月令》：「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中国占星术应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相当发达，汉朝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及后来出土之帛书《五星占》就可明証，但这时候的占星术係以国家大事为主，加上分野观念的提出，丰富了各国竞争的占星术话题，大陆。江晓原教授《歷史上的星占学》称中国占星学为军国星占学，颇为贴切，中国各王朝替代频繁，但撰注史书者，都保有《天文志》或《五行志》或两者并列，想像得到皇朝对天象记录的重视，而持续长期的观察记录在国际天文学界佔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军国占星学，若以现代占星学的内容来看，几乎完全归属於时事占星学或部份属於气象占星学，从中国现存的占星书籍，除前述之外，如《灵台秘苑》、《开元占经》、《乙巳占》就可知道，而这些书籍都是唐朝当代或以前著述的，应可推论在这之期以占星术论命，当较不普及，若有也稀少无全面流传，中或占星术完整的论述个人命运，应属《果老星宗》，但此书係明朝正式出版，託名唐朝张果老，因証据不全，也难以确定就是唐朝时期之作品，但有趣的是《果老星宗》的后天12宫，名称及意义与希腊、印度占星学的内容相当雷同，所以两者当中有必有所关联。
我们根据表一，大略可瞭解中国占星术，曾和外来的占星术曾有三次互相合流，衍生出一些小火花，却未在中国境内產生实质的变化，分别说明於下：
（1）第一次合流：约在公元3世纪～7世纪，印度占星术於魏晋南北朝，随唐时期之东传而进入中国，结合中国阴阳五行及28宿（印度设为27宿）之类似而衍生成中国的七政四餘占星学，唐朝的韩愈曾说「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而大诗人杜牧「我生在角星（命宫所在）」，这些术语是七政四餘的内容，所以唐朝士人之间已有占星术论命之风气。
（2）第二次合流：公元13世纪，元朝征伐阿拉伯地区，从当地搜集不少天文仪器及相关星占资料，回回历法进入中国当时也曾促使元朝的天文学成就达到另一高峰，后来元朝灭亡朱明登位，朱洪武曾命大臣吴伯宗主持由回回大师们翻译成一本重要天学书籍，名「天文书」，这本书包罗万象，几将中世纪阿拉伯时期的重要内容包含在内，如本命、流年、择日、时事（国运），但遗憾的是，这本书也未在中国流行开来。
（3）第三次合流：约公元15世纪～17世纪，利玛竇来华传教，一直找不到切入点，而当时天文学受明朝教錮，民间不敢奢谈天文学，至明朝后期，中国的天文学知识已赶不上西洋，几次预测日、月蚀皆偏离太多，而让利玛竇找到可以切入传教之点，即带当时西洋较进步的天文、历法知识絟想汲於吸取知识的饱学之士，利玛竇写信给母国教会，请派懂天文、历法的传教士来华。穆尼阁就是其中之一，他传授给薛凤祚，而撰成「天步真原」一书，内容也相当丰富，为中世纪文艺復兴时期约16世纪占星术的内容，但同样这本书也未能在中国流行。
这三次合流，对中国占星术内容未產生实质的影响，其原因如下：
（i）没有较完整的星历表，辅助计算七政位置，欲推论命运本就木求鱼，比起李虚中所创年命纳音算命法复杂得多，岂易流通，而「天文书」是回回历为準，在明朝瞭解的人原本就不多，而生平八字在明朝已有较完整体系，所以天文书难以抗衡。「真步天原」在明末清初之时完成的，当时对天文学的瞭解也是少部人而已，而书中的弧角天星后天12宫算法，即使在今日也莫宰羊，何况当时。
（ii）涉及民族意识，第一次交流尚未那麼明显，但第二次交流和第三次交流，情形较严重，如清康熙发生的杨光先的历狱事件，文化当时东西文化碰触所產生的民族意识，而阻碍其发展。
（iii）中国的生平八字起排容易，且有一定準验性，在比较之下，繁复的西方占星术会被搁至，而对天体的瞭解没有归属感，更不易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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