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国度，良知者的命运就是放逐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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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湖南汨罗屈子祠，听讲解人员唱《离骚》，以及描述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流放后郁郁寡欢，目睹民众多艰，最终葬身奔流的汨罗江，一向冷淡的自己竟也有些鼻子发酸。

夜里，置身汨罗江边，只有黑暗与江水声，一两千年前，这条河先后收留了屈原与杜甫苦难的灵魂。言之苦难，只是因为他们活着，并非只为了自己一日三餐，而有着对无数民众疾苦的关切。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要砖制不死，这情景超越时空，不分国界。也因为如此，在黑暗的政冶背景下，他们的身影越发苍凉孤独。

屈原是伟大的诗人，也是楚国重要的政冶家，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约相当于当今美国国务卿一职。他试图通过政冶权力（改革）为苍生谋幸福，然而，在缺乏权力制衡的砖制之下，政冶并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经常受制于皇帝的意旨与心情而变幻莫测。

以他的思想与情怀，或许不至于贪恋这个职位，不至于仅仅因被流放掉官而失魂落魄，终身跃入江河为鱼虾添食。

战国时代，七国连年混战，相互杀伐，百姓蒙受灾难，民不聊生。在贾谊的《吊屈原赋》（“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中，屈原所处的现实一切都是颠倒的：

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

屈原一生历经两次流放。从民间到庙堂高位，对政冶的黑暗颠倒，贪婪嫉妒，结党营私，苟且偷安，背法妄为，体会应尤深，因为有机会从内部体察这种黑暗的实质。从庙堂再到民间，民众的疾苦，他应该更有感触。

在《离骚》中，屈原抒发了自己的困苦与忧思。路漫漫，一人孤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然而，世道混浊善恶贤坏不分，朝廷裹挟民众陷入“路幽昧以险隘”的岌岌可危境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理想难愿，无人理解，心生放逐之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时世纷乱而变化无常啊，我怎么可以在这里久留。）“乱曰：已矣哉！”（尾声：“算了吧！）“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理想的历程戛然而止。

同流合污，不同流合污，同流而不合污，是笔者年轻时归纳的三种人生态度，大多数人都不自觉地成为第一种，极少的理想者坚守着第二种。

笔者渴望抵达的第三种，表面上看似乎一样，但内心坚守着自我的理想或追求，所谓适应环境与坚持自我的兼顾。

其实，这是异常艰难的，个人毕竟有限，现实越是黑暗，越是稀罕。如果黑暗足够强大，光或许就会熄灭，如同黑洞会吞噬一切。

末日苍茫，正直与高尚反成罪过。屈原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下同）。在砖制国度，有强烈家国情怀的正义之士，其必然命运，就是被放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与死亡——或自尽，或死于非命，或为自我放逐，沦为世外的渔父，当一个（曾经的）理想者不再关注民间疾苦，逍遥过日，事实上已经死亡。

或许曾经抱着救济众生的雄志，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挤身高层。或许在尽力过后，看透了砖制政冶的实质，楚国——那时并没有国家概念，引用而已——并非民众的国度，而只是流氓的朝廷。而秦的强大与入侵，更不能带来民众的幸福，因为那是更为残暴的强盗。

在当时的政冶格局中，无论哪一国（统冶），注定处处是黑暗与混乱，没有光明与出路。由此明了个体的无力，又无法成为置身世外的渔父，最终葬身鱼腹，或许乃是必然。

屈原投江之地，也是一代伟大诗人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病死之处。虽生不同时，但都生在由盛而衰的年代，同样忧时伤乱，心系苍生。

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但因欠缺制度的保障与良好的人文环境，终生不得志，挣扎于生活底层，广泛接触和感受底层民众的苦难，洞察到“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矛盾和现实，最后在动荡的由潭州往岳阳的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具体见文章《想起杜甫，自京赴川咏怀一千五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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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近代才建构的事物，屈原与杜甫的年代，大概只有朝廷。“学而优则仕”是数千年来广大读书人的追求。但在缺乏民煮制度保障下，大多数从政者都难免沦为砖制的帮凶，不管有意抑或无意。人之有限，方显制度之必要。

朝廷的存在从来就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原因很简单，君臣之权力从来不是民众所赋予，而只是所谓天子假借“天命”所赐予——诸多读书人为这个普遍民众皆无法可见的政冶原则而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他们或耽于虚妄的明君情结，或沉迷于今生的沽名钓誉——，这是一个完全封闭循环的自圆其说或妖言惑众。

现代意义上，民众是公共权力的基础，政付只是民众的仆人，它的权力是民众所赋予的。国家的内核是民众，而非政付。政付存在的必要性是通过对公民拳利的保障和保护而得以证明的。

因而，供民拳利是本位，而非国家或政付权力。政付、国家、民众，三者的位阶是渐次提升的。所谓“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以民众的意愿为本，民是目的，民是尺度。屈原和杜甫或许没有这样的认识，但关注民众疾苦的内核应该一脉相承。

或许，屈原并非死于所谓爱国，那是后人无聊或无知的强说。“中国”之前，传统人们的世界观或追求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康，根本没有国家和亡国概念，或言只有朝廷与“正权”更替。

天下实质是黎民百姓，只有天下苍生，才是实在的，胸怀天下，是悲悯众生。假定存在所谓爱国，再假定其天然正当，那么，爱国应该是为了爱此国的民众。爱人不仅是爱国的前提，更是爱国的目的。无人，国即废墟。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或许是比当下更为先进高端的理念。只有主权在民，天下与国家或许才能大概合而为一，因为这时的国家是保障人民生存、权利和字由的存在。这时，爱国才具有爱天下的意义和其正当性。

相比虚空的所谓爱国，真正可能的是爱人，这苦难土地的芸芸众生。一个对民众同胞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不会因为一时的落寞或被放逐而心灰意冷，甚至决然离世，更会忍辱负重，为了民众的利益，在苟活中潜藏自身的抗争力量。

真正值得的牺牲（自杀），只有两种情形：一是活在砖制或敌人的“枪口”下，基本丧失独立人格或人之为人的尊严，没有字由空间，无法再为民众争取权益；一是自己的死亡能够换来民众的希望或字由。

屈原之死，或许能够归于第一种。我们无法得知当年的被放逐者，其具体的日常状态，是否有如此苟活的空间，也就丧失了随意评点的资格。佛经有言：“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至趣，苦乐之地，身自当之，无有代者。”

他的跳江行为，或许难以称道，但绝非可轻松决择。于这样一种生存的困顿中，就像传说中的浴血凤凰，如梦如幻。无论屈原还是杜甫，都是胸怀大志之理想者，上下求索奔走，怀才不遇（在砖制黑暗国度，这是注定的。——注），历尽沧桑，身心俱惫，依然心系苍生，心怀慈悲。如果置身他们当时的黑暗现实，我们会怎样？

伟大的心灵没有政冶学意义的国家归宿，也没有被虚构的所谓祖国，只有心灵上的故乡。（另见其他文章。）

屈原应该，或主要是死于爱：对天下百姓，而非朝廷（君主）或国。对于理想者良知者，或许他们并非那么纯粹，或许多多少少都（曾）有着对功名、仕途的某些执着，但我们并没资格评点甚至嘲笑。

因为，假如他们愿意放弃内心的理想或舍弃为“人”的良知，所谓随波逐流，至少会过上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