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爆发,促使世界终于将关注点转移到了“被忽视的热带病”上面,并将这种传染病防治计划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感染者是否可藉此为一个契机,有机会尝试临床试验性新药?
围绕该话题的争论愈演愈烈,BMJ杂志8月6日发表专题文章,就此热点话题展开评论,多角度论证了“埃博拉疫情带给临床试验机会”的可行性,指出启动临床试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现将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埃博拉的前世今生
数周之前,全球大多数人很可能还从未听说过“埃博拉”这一被忽视的热带病。此前该病爆发也及其罕见,且通常感染态势被很快遏制。史上自1976年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以来,该病数次爆发累计致死人数仅为1590人,多数感染者位于偏远地区乌干达(现刚果民主共和国)。
历史上埃博拉大事记一览表
2014年 |
8月1日:两名工作在利比里亚的美国医务人员感染者返回美国本土接受治疗,据悉其中一人接受了不知名试验血清治疗,另一人接受了幸存者抗体治疗,截至本文发表前,他们的病情恢复如何仍不得而知 |
7月31日:WHO宣布斥资$1亿支援遏制疫情蔓延工作,总干事陈冯富珍发布警示,倘若对疫情不加以控制,将可能导致灾难性死亡人数。WHO工作人员和疫区援助机构表示,某些地区有迹象表明,新发感染人数将逐渐开始减少。截至当时,共有729例确诊病例死亡,同一天美国宣布即将开展相关疫苗临床试验 |
7月25日:塞拉利昂顶级埃博拉专家Sheik Umar Khan不幸感染离世,另有100多名医务工作者也因病牺牲在防疫一线 |
7月20日:一男子乘飞机抵达尼日利亚拉各斯后,表现埃博拉症状。该事件引 发世界关注,疾病有可能通过飞机进行国际播散 |
6月23日: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宣布埃博拉疫情失控,已上报超过60个疫区、337人确诊感染死亡 |
5月:塞拉利昂报道出现埃博拉感染病例 |
3月:几内亚确认发生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经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首例病例 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12月份。据推测,该例患者从加蓬将病毒输入几内亚。该 月末,利比里亚正式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 |
2010-12 |
几项临床试验结果表明,研发药物和疫苗对灵长类动物和小鼠可能有效 |
2011年 |
受9-11恐怖袭击余波刺激,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开始投资研究埃博拉及其他“被忽视的热带病”相关治疗药物和疫苗 |
1976-2012年 |
回顾历史,共记载有24起埃博拉疫情,分别是乌干达5次、刚果民主共和国4次、苏丹3次、加蓬4次、象牙海岸1次、南非1次。2000年乌干达发生最大一起埃博拉疫情,导致425人丧失。相关研究资金短缺,关于疾病起源和传播模式尚不清楚,有研究认为人体病毒来源可能为果蝠 |
1976年 |
埃博拉疫情首次在苏丹-恩扎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旧称扎伊尔)-扬布库两地同时爆发,随后在靠近埃博拉河流附近的一个小村落流行,“埃博拉”之名由此而来 |
如今,埃博拉疫情在短短6个月内已迅速蔓延并牵连到西非三大人口稠密的国家,死亡人数超过900例。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各大医疗援助机构发布官方警告称,尽管历经多方努力紧急遏止疫情蔓延,但此次爆发已经失控。
7月31日,WHO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如果放任态势持续恶化,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不仅会丧失大量生命,而且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紊乱,更有可能蔓延到其他国家。
鉴于对传染病的恐惧以及考虑到飞机可能为病毒播散的媒介,世界各国机场警铃大作、严阵以待。受累国机场、边境被迫封锁,西方媒体关于埃博拉大流行恐慌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人们不禁大声疾呼“疫苗在哪里?治愈药物又在哪里?”
西非疫情—一个被忽视的热带病可能的转折点?
此次史无前例的埃博拉疫情大爆发,是否有可能成为世界对这种致死性“忽视的热带病”一个关注态度的转折点吗?
剑桥大学埃博拉专家Peter Walsh对BMJ记者表示,此次西非疫情面临着一次潜在机遇,是否能够有效遏制尚待观察。不过,很大程度上几种疫苗的动物实验已获成功。他个人认为有必要现在就使用疫苗拯救生命,并藉此为一个契机启动相关临床试验的开展。
Walsh也表示疫苗存在一定风险,现在还不清楚实验性疫苗是否安全。如果可能获益大于可能风险,他认为有理由去搏一搏那个明面上的净受益。然而,疫情抗击一线的当地却充斥弥漫着高度恐惧与对外援医疗救助的不信任。因此,现在就开展新药人体试验可能是不明智的。
埃博拉出血热是一种高度致死性传染病,患者首发表现包括流感样症状、腹泻和呕吐,随后快速进展为内、外出血和器官衰竭。疾病终末期随患者体液经直接接触而传播开来。早期通过传统经典的防疫措施有可能限制疾病蔓延,如隔离感染者、追踪随访观察密切接触者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等。
WHO现正在积极致力于援助灾区的防疫工作中,但同时也公开承认,由于西非独特的人文环境因素,导致病毒传播的速度远比我们遏制疾病的脚步快得多。疫区当地史上从未经历过埃博拉疫情,因此病毒就在这种无知茫然中历时3个多月时间迅速在人际间传播开来。
更为糟糕的是,疫情发生在非洲人口稠密的地区,且当地人员流动性极大,那里的基础卫生设施已经算得上非洲最好的地方了。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受累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却位于世界最贫瘠的国家行列,卫生设备相当基础(甚至有的地区没有自来水),仅能勉强算得上医疗卫生的最低配置。
此外,对疾病的恐惧、无知以及土葬的旧习,更为防疫人际传播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很多当地居民因过度恐慌而不敢去寻求医疗救助,更有甚者,认为是援助医生导致的疾病蔓延。
鉴于防疫工作可能面临着诸多困难挑战,WHO决定斥资$1亿(折合£5900万;€7500万)用于派遣专家和大量必备物资花费;世界银行还承诺援助$2亿抗击疫情;国际援助机构“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均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可以募集到更多物资用于遏制疫情蔓延。
没人愿意去残忍估计届时会有多少生命因病丧生。虽然有迹象表明,几内亚地区自3月开始病毒传播已近饱和,但令人心忧的是,日前有报道称,尼日利亚已发现了第二例感染者,是否会在该国掀起第二轮大流行不得而知。
争论不休的话题—试验性新药是否可用?
虽然WHO和国际援助机构希望能第一时间向疫区提供可用疫苗和有效药品,但出于伦理和使用安全性考虑,仍然坚持必须先行人体临床试验。
“无国界医生组织”运营管理主任Bart Janssens无奈表示,作为医生,面临向患者应用尚未通过临床试验验证安全有效性的药品,实在是一项十分艰难的抉择。医生一直秉承的基本原则就是“无伤害原则”,而如今在抗埃博拉新药使用问题上,仍无把握实验性治疗弊大于利。
疫区埃博拉恐慌日益滋生,学校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强制性休假1月、人们四散逃离—在这种死亡恐怖氛围下,提出西方医生给非洲人民使用试验性药物,可谓一言激起千层浪,其中隐含了极大的潜在灾难危机:若药物起效,可能会面临数以百万计的人争抢现有为数不多的药品;若无效,给予他们药品的医生则面临众口铄金式的责难和报复。
来自美国过敏和传染病国立研究院落基山病毒学实验室的埃博拉专家Heinz Feldmann表示,在感染早期给予实验性疫苗和药物效果最佳,而在现如今的西非疫情中,人们仅在症状极端恶化忍无可忍之时才去就诊,恐怕为时已晚,试验性药物也救不了他们。
Feldmann还指出启用新药时可能面临的诸多困难:受累国家政府并没有主动要求试用试验性新药,人群中如何签署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巨大问题,而且还需考虑生产新药的时间及经济花费等问题。迄今为止,由于之前仅考虑到该病只影响到偏远贫困国家中的少数人群,所以制药公司或政府对新药研发的投资也是有限。
据统计,至今美国政府比其他国家在研究被忽视的热带病方面投资最大,这是自9•11事件以来出于对潜在生化武器恐怖袭击所作出的防范准备。该项投入现已获得了不少实验性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成果,研究显示,这些药品在动物实验时是有效的。
埃博拉实验性药物和疫苗研发事记一览表
不列颠哥伦比亚制药公司Tekmira,基于RNA干扰技术研发出治疗药物,该药通过阻断DNA转录翻译蛋白质从而阻止病毒复制。该药处于I期临床试验时,美国FDA于2012年因涉“治疗方案给药剂量过大”而叫停中断试验 |
北卡罗莱纳州制药公司BioCryst,采用了相同技术开发一种药物名为“BCX4430”,经动物实验证实用于预防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近亲)感染有效 |
从幸存者体内提取抗体研制的“鸡尾酒疗法”颇具应用前景,现已经动物实验证实治疗埃博拉感染相当有效。研究结果有望于未来几个月内公布 |
受一种名为水疱性口炎病毒(VSV)的微生物启发,研制出了最有希望的疫苗制品 |
此外,开展安全性验证临床试验也是十分昂贵的,而有效性试验仅能在疫情爆发时得以进行。近年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已经叫停了两项埃博拉新药安全性验证试验,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出于资金考虑。甚至在2012年曾有专家失望断言,这些新药可能永远无法面世了。
那么,现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是否有可能扭转这一窘境?华盛顿沙宾疫苗研究所所长Peter Hotez表示,这次可能因祸得福,成为重启相关治疗研究的一个契机。“但我并不知道这次疫情是否足以促使彻底扭转研发窘境,毕竟疟疾每天可以导致相当于迄今所有埃博拉感染者的人数患病,两者相权之下,能够吸引更多关注仍未可知。我们必须把眼光放长远。”
美国过敏和传染病国立研究院主任Anthony Fauci刚刚宣布,称埃博拉疫苗I期临床试验将于今年9月份启动,试验结果预期于明年1月份公布。如果结果显示疫苗对健康人群安全有效,那么商品化疫苗有望于明年晚些时候投入市场。
届时将可能优先用于工作在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预防免疫,因为该人群会与患者进行直接身体接触,属于感染高危人群,也是“超极传染源”。而且出于专业理解性,该人群也是签署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的最佳人选。
Fauci表示,也许这次疫情能够带来的唯一正面影响,就是长时间吸引了大量制药商的关注。
9•11恐怖袭击和炭疽邮件事件之后,为提升人类对战争和突发灾难的应变能力,加快军用和重大疫情防治药物的审批,美国FDA制定了依据动物效应审批药物上市的动物效应法规“Animal Rule”,此法规主要适用于治疗或预防危及生命类的、因伦理道德或不可操作性等原因无法获得人临床数据的新药和新生物制品的审批和注册。
而两项动物效应法规“two animal rule”规定,紧急情况下,只要有两项不同动物实验显示新药有效,且对健康人体没有严重不良反应,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使用新药治疗。但即使美国想通过启动这一审批程序研发新药,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于现有疫情而言为时已晚。
Walsh同样认为现在启动程序为时已晚,假如今年3月能投入$1000万-$2000万(相当于现用于遏制疫情蔓延花费的一个零头)用于上述试验性新药的快速审批,那么现在可能就已经获得了可用的疫苗和药品,疫情也早就得以控制,甚至有机会为将来爆发的疫情或生化恐怖袭击进行药品储备。
Walsh补充道,过去鼠疫疫苗也是基于感染者身上进行试验性治疗而研发出来的。然而,现在却由于担心对非洲患者进行试验性治疗引发伦理危机,没有人敢于在未通过西方严格药品审批验证后就尝试新药治疗。
西方人面临这种56%致死可能的传染病时,可能会毫不犹豫的签署知情同意书;然而,由于非洲文化对外国组织根深蒂固的抵制排斥,以及对新药试验的不信任和误解,启动临床试验就显得困难重重。
但是,Walsh认为,如果少数医疗专业人士经试验药品治疗后痊愈或获得免疫力,那么就有可能迅速赢得受累国及其民众的信任。此外,Walsh还指出,政治领导人们的观念也应有所改变,为民众指出正确的方向,因为这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利益。
谁应该来承担责任?
Walsh认为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新药试验的进行。其中,联合国及国际组织受官僚作风掣肘,采取规避风险的态度;而制药公司又不愿承担法律责任。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段彻底改变这一不良风气。
威康信托基金会主任暨热带医学教授Jeremy Farrar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他呼吁对现有管理模式进行反思。7月初他曾发表言论表示,对每个人都是这种“我们会好好安葬你们”似的不温不火敷衍了事的态度,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除了需要团结八方力量、共同协作对抗这一全球性潜在公共卫生危机,还必须克服疫情肆虐期间开展新药临床试验的一切阻碍。
Farrar表示,“我们需要同疫情高危国家政府一道,探讨新药治疗的研发工作,以及如何启动伦理、物流储备和评估审计工作。我们需要相关国家在短时间内做好准备。我们还必须解决如何在伦理允许条件下、切实有效地启动紧急临床试验研究,这对于挽救生命并减少疾病进一步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威康信托基金会已经公开表明,今后极有可能会赞助并组织开展这样的临床试验研究,以期为将来可能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做好药品储备,也为潜在受害者留有一丝生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