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rie Handley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区的一位移动医疗和健康IT顾问，她知道医疗保健是一个低效率的产业，并且通信极度缺乏。但是直到她两年前被确诊为乳腺癌时她才意识到这种问题是多么普遍和令人沮丧。

事实上，Handley曾经是几家医学成像公司的市场部主任，最初在2010年四月检查时由于乳房X线照片结果的通讯错误而被误诊。

Handley告诉 MobiHealthNews记者说：“护士打电话给我但是她并没有阅读整个报告，告诉我说结果是阴性的，于是我就继续快乐的生活着。”数周后，院方打电话想知道为什么她没回来做术后随访预约。Handley回想起院方说：“它确实不是阴性的，而是阳性的。”

由于开始治疗已经有点迟了， Handley需要连续进行三次手术。

她说：“我当时很生气，我不愿成为一个受害者或一位无助的病人。”但是她将愤怒转化成了积极的力量。“我原以为，你知道吗，我去取了我所有的报告和影像资料因为我想看看这病是怎么发展的。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不想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我身上。”Handley 去了所有她使用过的设备的地方得到了所有有关她手术记录的资料----一个存有影像资料的光盘，但是大部分都是纸质资料。

Handley 说：“最初是带着资料夹开始的，你能想象到携带那么沉重繁琐而又尴尬的的东西来回走动的样子。”经过几个月拖着资料夹进行一项又一项检查之后，她将所有的信息进行移动数字化并储存在一个U盘上。

Handley 回想起那些尝试基于USB记录个人医疗信息记录的经历时说：“这似乎是件很聪明的做法，因为它很小。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理解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它很容易丢失，并且没有人真正知道当他们捡到它时该怎么处理。”

有一次，医生将U盘放在了他的白大褂兜内，洗白大褂时忘了拿出来了，很可能是因为这损坏了。她回想到：“我当时是被推着去做手术的，我想，我当时肯定傻呼呼的。”她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些记录拷贝到笔记本电脑里，这时她儿子拿着一个iPad过来了。她意识到找到了更好的储存器了，它既方便携带而且又能和医生护士们分享信息。

Handley说：“有了所有这些信息，你就会变得很清晰并且可以和临床医生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刚开始，是有点困难，因为他们很谨慎想知道你手头上到底有多少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是不是正确的。”

她起初通过让护理人员确定资料夹中的这些信息和他们的手术记录相匹配解决了这个问题。Handley 说：“他们会给一些表面上的安慰，因为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任何时候我通常会比他们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他们从医疗记录和他们的IT系统中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

甚至当她还拖着资料夹四处走的时候，Handley向他们展示了比他们了解她的更多的信息时，很多临床医生感到很惊讶。他们的情绪由惊讶变为谨慎，又变为怨恨，又由怨恨变为绝望，最终表示接受了，本质上他们是经历了Kubler-Ross的悲伤的五个阶段。Handley报告说：“许多情况下临床医生他们自己也感到很失意，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是那么的愿意用他们的指尖来掌握技术。”

对于Handley来说，移动就是“自从网络的出现和商业运作革新化造就了这种简单而又最有破坏性的技术”的产物，很明显医疗保健的确需要它。她说：“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我们拥有这项技术可以让个人使用普遍化，这是一场由下到上，基层民众的运动。移动会将医疗保健改革化因为病人也在变得越来越聪明。”

目前改革还没完成，虽然Manhattan研究所提到在美国62%的内科医生使用平板电脑---大多数是iPad（很畅销的苹果产品）有其局限性。例如，一个多页的病例报告可能不会在iPad9.7英寸的屏幕上转换得很好。Handley 注解道：“屏幕对于人们使用起来还有点不尽人意。”

能使人们快速接受的移动设备正在研发当中，然而，这迫使医疗IT供应商和首席信息官重新评估他们的战略，在某些情况下，如浮肿的、长达数十年的构架。Handley说：“我觉得利用当前的系统并把他们合理化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移动提供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针对重新思考许多已存在的用户界面。”

它最终应该会使这项病人—授权的运动在根深蒂固的系统上能有一个广泛的影响，过程和思想都需要重组。

Handley说：“这个想法（关于灌输能力）就是人们能够理解他们身边使用的这些工具是干什么的，这样一来每次当他们参加预约或者做检查、评估时他们可以做好准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使用这些工具来明白了他们的电话、iPad或者平板电脑已经成为他们医疗保健经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