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在湖南浏阳县（现在是浏阳市）第七区工作，刘光楣在区卫生所工作。那年冬季，当地发生3次山林火灾。第一次火灾发生时，我叫刘光楣去救火，她回来后看见我时，很不高兴。第二次我叫她去救火，她爽快地去了。第三次救火时，...
上世纪60年代，母亲是一家医院护士。一天，当地一个有实权的书记生病住院，指名要我母亲护理，而这个书记脾气一向不好。
我母亲毕业于省城卫校，技术不错，在她的精心护理之下，书记在住院期间没发过一次火。出院前，书记还...
“文革”初，我在涟邵矿工报上班。1966年9月的一天，报社主编李强召集我们几个编辑在办公室进行政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当...
二爷打过小日本，在抗日战场上，他打死不少日本兵，也挨了数不清的枪眼子，但二爷命大，每次都能活下来。
一次，二爷和战友们被日军围困在一个山头上，饿了一天一夜。二爷和另外两个战士奉命下山找东西吃，好不容易买了一小...
15日是“铁人”王进喜逝世40周年的日子。王进喜，他不仅是大庆精神的象征，更是当年中国工人阶级骨气和志气的象征，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和王进喜打擂台比赛钻井
1958年，国家在甘肃玉门油田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公社有个放映队。当在我们的生产队放电影时，我和同伴常在放学后到大队部占位置，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圆圈以示此处有人占了，或者干脆搬块石头或一捆稻草往那儿一扔了事。
那些比我们大的年轻人不满...
改革开放前的“红色年代”，最讲究阶级成分，人分三六九等，其中最吃香的人是“红五类”（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贫农、下中农），最倒霉的是“黑九类”，其中知识分子排在“黑九类”的第9位，所以也称“臭老九”，走到哪里都...
1972年，我17岁，为了给家里挣点生活费，我做了翻修柏油马路的临时工，一天的工钱是一元二角。我家没自行车，吃了早饭后，我揣着几块锅巴和喝水用的茶缸，戴着草帽，步行去五里路远的工地。
每年的修路都在炎热夏季，因为这时...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还在广州中南军分区通信处工作。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几个同伴去军区礼堂看电影。到礼堂后觉得与往常不同的是，礼堂外面多了一些警卫人员。
看完电影后，我们几个人照例去三楼逛舞厅，可刚一...
1973年，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当兵。每年，地方政府都要来连队慰问，这一年送来的慰问品是骆驼肉。炊事班战士蒋国秀和我是朋友，问我想吃骆驼肉不，想吃就在晚上溜到炊事班来，他给我留个窗户。
我以前从没吃过骆...
40年前，我和丈夫在安徽省广德县高湖中学教书，身边有个牙牙学语的女儿。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位学生敲门进来问问题，丈夫便在火盆边给学生详细讲解，而我当时正在厨房忙活。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悲剧发生了：女儿一个人在玩耍...
1966年8月，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4师614团2营高机2连通讯班，接到援越抗美的号令，随后，我们都亲历了8个月的抗美援越岁月。
高强度战前练兵两个月
为了尽快适应亚热带山岳丛林地战场环境，部队开赴福建福...
“心里有罪，不会安宁。”44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带了一个好头”。
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道歉：请您宽恕我们
...
数据
12.7万
1928年5月，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33年，中央红军部队总兵力发展到12.7万人。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长征时，中央红军只有8.6万余人。
1800
2006年，全国在...
回忆起抗美援朝的生活，一首我自编的顺口溜便涌到嘴边：穿的抽棉爽衣（棉衣里抽去棉花），吃的高粱小米，喝着山涧冷水，睡着大山深沟。垫的是石头，盖的是树头，行军走通宵，天天爬山头。个个精神抖擞，叫打就打，叫走就走。
这说的...
1966年，搞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会，我正是陕西周治县哑柏公社的乡镇干部。社教一来，全村都开始热火朝天地搞政治、斗地主。那次斗的是地主关林孝。
我不是组织人，就坐在台下听。只见关林孝在台上低着头，悄悄用眼...
1936年的冬天，在一个雪花飘落的夜里，抗日民众自卫军送一封密信给爸爸，不幸被汉奸发现了。他们告密给了日本守备队。一群鬼子手持着枪，耀武扬威地包围了我们的住处，从垫被里搜出这封密信。爸爸当即被捕入狱，经过严刑拷打...
在那蹉跎岁月的年代，我到了福建武平县下乡。生产队的粮食收成不景气，我们的口粮是每天二两大米，这对正在长身体，每天起早摸黑的知青太不公道了，可又能咋办，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地方。
我搞起了副业，养了几只鸡鸭。有...
1970年5月，我11岁，正读小学四年级。那时讲“备战备荒”，全县上下都在大挖防空洞。
我所在的四年级3班也分配任务——挖两个防空洞，地点是离城约2里地的山上。
那时我们都是孩子，听话，积极性也高。大家马上动手...
我的父亲名叫陈友生，是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
康克清给父母证婚
1944年，组织上将18岁的母亲肖桂玉介绍给了父亲。康克清大姐做证婚人，父母在延安兵站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仪式。
主席每餐一荤二素一汤
...
